我告诉他们，他们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不仅是世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而且也是最自由、最公正的国家。
然后，我再告诉他们：
为什么如此。
又是如何成为如此。
也就是说，我教他们认识这样一些原则：
他们所享有的自由福祉，正是从这些原则之中流淌出来的。
Peter W. Schramm
Peter W. Schramm 在共产党控制的匈牙利长大。他和他的家人于 1956 年从匈牙利逃出，来到美国。
Schramm 从 1997 年到 2013 年担任俄亥俄州爱西兰大学（Ashland University）公共事务教育中心 Ashbrook Center 的执行总裁。在他的带领下，Ashbrook Center 成长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服务覆盖所有 50 个州的教师、学生和公民。 Schramm 先生经常在课堂上亲自挑战和启发的学生，务求令他们成为最好的公民。
Schramm 先生在 2015 年与世长辞。以下是Schramm 先生在 2006 年讲述的故事。
我们都是美国人，只是生错了地方。（上篇）
我们都是美国人，只是生错了地方。（中篇）
我们都是美国人，只是生错了地方。（下篇）
一个美国人的再教育
回到加利福尼亚以后，我继续在Northridge求学，只要有机会，也照旧往Claremont跑。
那时的我，仍然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么，至少不是今天我们要求学生那种「应该清楚自己在干什么」的知道。
也许，这反而是件好事。
生活给我什么课，我就上什么课；大学教到哪里，我便学到哪里。随遇而安，且行且学。
不过，一场当头棒喝很快就来了。
大概是1970年10月，也就是我进入大学整整六年以后，我去注册办公室，准备登记下一年春季学期的课程。
工作人员却告诉我：
我不能注册。
「为什么不能？」我问。
难道是学费没交清？
还是有图书馆的书逾期未还？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都不是。
她告诉我，我不能再注册，是因为我已经修了两百多个学分，还有三个专业。
我必须毕业。
我已经读完了。
我当场哑口无言。
说来也不怕难为情，我居然真的哭了。
那位可怜的工作人员足足花了将近半个小时，才让我彻底明白她究竟在说什么。
我怎么也无法接受一个概念：
学校居然必须有「读完」的一天。
直到她说，我接下来应该去读研究生，我才顿时精神一振。
那就是说，我还可以继续读书。
只不过，当时的我对于「研究生院」究竟是什么，依然没有什么真正的概念。
我记得，后来去找Chris Flannery商量。
那时我们已经是朋友，也都是Northridge的学生。他在图书馆门口等我。
Chris也常和我一起跑Claremont，认识Bill Allen和那边另外几个人。
于是我们商量了一番。
既然我们两个人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种荒唐透顶的局面，那就只有一个办法：
去问Bill Allen。
我马上给他打电话。
没过几个星期，在Bill和Jaffa教授的安排下，我进入了Claremont Graduate School。
于是，我就这样到了Claremont。
在那里，我和一群看起来个个都比我聪明的人，一起钻研那些真正重要的问题。
然后有一天，我忽然醒悟过来。
我以前为什么花了那么大的力气，去研究那么多欧洲历史和欧洲政治？
这些东西本身当然没有什么不好。
但那些最重要的问题：
什么是自由？
什么是正义？
什么是平等？
我如饥似渴读过的那些历史书，并没有回答这些问题。
真正正面思考这些问题的，是杰斐逊、麦迪逊、华盛顿、林肯这样的人；而在他们之前，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洛克以及许许多多思想家，早已对此反复思索。
原来，真正的教育在这里。
于是，我从头开始。
我选修柏拉图《斐多篇》、美国建国、林肯以及莎士比亚政治思想等课程。
我不再只是出于历史上的好奇去研究事物，而是开始追问事物所以然的根本。
生活一下子变得充实而热烈。
早晨琢磨希腊语语法；
下午思考「同意」与「平等」究竟意味着什么；
晚上或许再打上一会儿篮球。
我也开始和那些美国思想家、美国政治家交朋友。
他们不再像从前课堂上那样，被介绍成马克思主义所谓「上层建筑」的化身；他们的思想，也不再被解释成童年如厕训练不当之类荒唐心理因素的产物。
我们按照他们自己的面貌去认识他们。
让他们自己开口。
如果他们有这个本事，就让他们说服我们，他们究竟想表达什么，又究竟意欲何为。
然后，我们与他们交谈。
这种交谈绵延不绝，生动而流动，是一场永无休止的辩论。
而辩论的另一端，是那些才智卓绝、又曾在现实世界中有过杰出作为的人。
这样的教育令人心醉。
而更令人愉快的是，我和朋友们一起经历这一切。
正是在这里，我认识了Tom Silver、Tom West、Jeff Wallin、Ken Masugi、Larry Arnn以及其他许多人。
他们不仅聪明勤奋，而且真心认同美国，认同这个国家所代表的那些原则。
我们彼此以对方的求知欲为食粮。
彼此激励，彼此催促，彼此鞭策。
又总是把彼此往美、善与真的方向推去。
也正是在这里，我开始明白父亲其实早已明白的东西。
也是在这里，我开始真正领会，试图建立一个Novus Ordo Seclorum，也就是「时代新秩序」，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渐渐看清，在我们这个政府出现以前，世上的政权无不是在偶然与强力之中建立起来的。
而美国的建国者却坚持要建立一个全然不同的政府：
它建立在普遍原则之上；
这些原则适用于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所有人；
而这个政府本身，则建立在理性思考与自主选择之上。
在美国，人类可以向全世界证明：
人有能力治理自己。
按照林肯的说法，建国者把平等与自由的原则宣告给了「全人类」。
也正是在这里，我终于明白，林肯为什么把《独立宣言》称为把我们所有人联结在一起的「电线」。
正是这根线，使我们仿佛都成了那些写下《独立宣言》之人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
这就是成为一个美国人的意义。
而它与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其实相去并不遥远。
教导美国人认识美国
听说，在我出生以前，母亲曾去找一个算命的老太太。
那老太太告诉她，她将来会生一个儿子，而这个儿子长大以后，会在异国他乡成为一名士兵。
如今，我倒很满足于做一名学生。
我所在的这片土地，曾经是异国；如今却成了我的家，而且这种「家」的意义，比匈牙利曾经能够给予我的，要深得多。
直到今天，我依然是一个研究美国的学生。
不同之处只在于：
现在，是大学付钱让我读书，不再是我付钱给大学。
如今，我在俄亥俄州中部这所中西部的文理学院里，处在一个颇为有趣、甚至有些讽刺的位置：
我教一群「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如何思考自己的国家。
这里说的「土生土长」，是指在美国出生的人，不是指美洲印第安人。
想来实在有些奇妙。
可是再一想，又似乎再美国不过：
他们居然需要我这个匈牙利移民来教他们认识美国。
照理说，我早就不该再对美国高中教育的糟糕程度感到吃惊。
可现实总会不断提醒我：
情况究竟有多糟。
我在Ashland University担任政治学教授，同时主持Ashbrook Center。工作的一部分，就是面试准备申请我们项目的学生。
我们的项目要求很高，只录取最优秀的学生。
和同龄人相比，这些学生通常已经相当出色，阅读也算广泛。
可说到底，这其实说明不了什么。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除了平庸的教科书，几乎什么都没有真正读过。
他们走进来时，脑子里往往装着许多关于美国的可笑成见。
当然，或许因为这里是中西部，他们多少还保留着一些良好的习惯，也有些合情合理的看法。
不过，那主要得益于他们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
而我要说的，已经是学生中最优秀的那一批。
至于另一类学生，我见得更多。
他们就像我当年一样，对自己究竟在干什么毫无头绪，更谈不上什么公民意识。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起一套完备公立学校制度的国家。
所有建国者都明白，共和政体若要维系，公民就必须受到教育。
公民必须懂得审慎选择自己的代表。
必须学会独立自主。
必须有能力自食其力。
而且，还必须学会克制自己。
他们必须养成自治所需要的那些思想习惯与心灵习惯。
这些土生土长的美国人需要老师。
而我，后来也成了这样的老师之一。
你可以说，这是我在偿还一笔债。
也可以说，这是为了向我的父母致敬。
因为他们当年看对了，所以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来到正确的地方；也让我的孩子有机会出生在正确的地方。
随你怎么称呼都好。
总之，我对这些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所做的，就是教他们美国政治，教他们美国历史。
而我通常从一件关于他们自己、也关于这个国家的最简单的事情讲起。
我告诉他们：
他们是世间的幸运儿。
纵观古今中外，他们都属于最有福的一群人。
我把这件事告诉他们，不是当作一种有待辩论的观点，而是当作一个显而易见、无可争辩的事实。
而他们所享有的这份福分，这份莫大的幸运，就在于他们出生在这个国家。
我告诉他们，他们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不仅是世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而且也是最自由、最公正的国家。
然后，我再告诉他们：
为什么如此。
又是如何成为如此。
也就是说，我教他们认识这样一些原则：
他们所享有的自由福祉，正是从这些原则之中流淌出来的。
我也请他们想一想：
人生还能有什么比这更大的荣誉，能把这份自由的伟大遗产完完整整、不折不损地传给自己的子女，再传给自己的孙辈？
接下来几年，我们便一起讨论：
究竟怎样做，才能最好地完成这件事。
这，就是我所学到的一切的起点，也是终点。
也是我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同时作为一个人，所要教授的一切。
-全文完-
Peter W. Schramm 于 1997 年至 2013 年担任 Ashbrook Center 的执行总裁，并在Ashland University 担任政治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