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他们喜欢美国人。
我便问，他们究竟喜欢美国人什么。
他们觉得，美国人直率而诚实。
美国人会直视你的双眼，有什么想法便坦率相告。
美国人很爱笑，而且常常笑得很响。
他们看待人生，并没有一种悲剧式的眼光，也不像欧洲人那样，心中总是充满强烈而挥之不去的焦虑。
美国人没有那种「Angst」。
他们不会整日沉湎于过去，为往事悔恨不已；他们相信，凡事皆有可能。
给一个人一个机会，他便会抓住它，尽力实现自己的抱负。
Peter W. Schramm
Peter W. Schramm 在共产党控制的匈牙利长大。他和他的家人于 1956 年从匈牙利逃出，来到美国。
Schramm 从 1997 年到 2013 年担任俄亥俄州爱西兰大学（Ashland University）公共事务教育中心 Ashbrook Center 的执行总裁。在他的带领下，Ashbrook Center 成长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服务覆盖所有 50 个州的教师、学生和公民。 Schramm 先生经常在课堂上亲自挑战和启发的学生，务求令他们成为最好的公民。
Schramm 先生在 2015 年与世长辞。以下是Schramm 先生在 2006 年讲述的故事。
我们都是美国人，只是生错了地方。（上篇）
我们都是美国人，只是生错了地方。（中篇）
我们都是美国人，只是生错了地方。（下篇）
加州，我们来了
联系莫泽医生（Dr. Moser）不到一个星期，我们便被送往慕尼黑，随后搭乘飞机前往纽约。飞机于12月24日午夜前不久降落，正好是我十岁生日的第二天。途中，飞机曾在纽芬兰停靠加油，机上的孩子因此都收到了一份圣诞礼物。妹妹得到一个洋娃娃，我则得到一辆玩具军用吉普车。那个圣诞节，我们收到的礼物也就这些了。
当然，还有一份无可比拟的礼物，那就是我们即将享有的自由。
圣诞节早晨，我们被送往新泽西州的基尔默营（Camp Kilmer），办理各项手续。
我对美国最初而又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就发生在那里。
当时，营里不少匈牙利人对供应的食物怨声载道，当然，抱怨时说的都是匈牙利语。他们尤其受不了玉米片，因为在匈牙利，这东西根本不被认为是给人吃的。
我记得，当时有一名士兵正在那里拖地。匈牙利人照旧高声抱怨，旁若无人，对他也视若无睹。终于，那名士兵忍无可忍，转过身来，用一口完美无瑕的匈牙利语说道：
「你们要是不喜欢这里，那就坐飞机回家。」
一阵震惊过后，四下一片死寂。
我一直怀疑他可能是个情报人员。不过，那名士兵后来声称，自己的父母都是四处巡演的音乐家，因此他从小在匈牙利长大，后来父母在那里遭遇车祸，双双去世。
究竟真相如何，不得而知。但他说的那番话，我们确实听进去了。
这个人让我们自惭形秽。抱怨声从此停了下来，至少也收敛了许多。
我们开始心怀感激地吃起玉米片。
几个星期后，我们乘火车前往洛杉矶。莫泽医生和他的家人在那里迎接我们。
所谓「担保」，意味着他们必须保证，我们绝不会成为美国人民的负担。因此，在最初一段时间里，他们得负责我们的食宿。
父母很快都找到了工作。父亲在当地一家报社干搬运重物的活，母亲则替人打扫房屋。
没过多久，我们有了一间小小的海边棚屋，在那里住了大约一年半。到那时，父母已经省吃俭用，攒下了几千美元，终于买下了人生第一家餐馆。
我们的美国梦，就此起步。
父亲之所以踏入餐饮这一行，是因为在他看来，美国人人倒都挺不错，就是饭做得实在太差！
他用三千美元买下了皮科大道（Pico Boulevard）上的一家餐馆，这笔钱来自银行贷款。
全家人立刻忙活起来。正式开门营业之前，我们先得把店里彻头彻尾地拆整一番。开业以后，父母做饭、招呼客人，我和妹妹则负责洗碗。
我记得，菜单上最受欢迎的一道菜是「酿卷心菜」（stuffed cabbage）。
那时，我已经替父母打了将近两年的菜单。终于有一天，一位常客向我指出一个问题。这位客人两年来一直在吃这道全店最受欢迎的菜，而我也是到了这一天才发现，菜单上写的竟然一直都是：
「酿垃圾」（stuffed garbage）。
显而易见，英语确实不是我们的母语。
刚到美国时，我一句英语也不会。学校完全根据我的数学成绩，把我安排进了六年级。
进班以后，我被安置在教室最后面。老师是个和善的人，我几乎可以肯定他姓Friend。他安排了一个名叫Jeffrey的男孩教我读英语。Jeffrey一头红发，满脸雀斑。
我按照匈牙利语的发音规则去念那些英文单词，Jeffrey便纠正我，再想办法解释它们是什么意思。然后，我跟着他依样模仿。
如此日复一日，煞费苦心。几个月后，我终于开始听懂一些东西。
我记得，自己最早反反复复说的一句英语是：
「滚开！」
这句话是我从几个孩子那里学来的。因为我每天都去抢他们玩四方球用的球，他们便冲着我大喊这句话。
不知怎么的，当时也没有什么人为我奔走呼号，嚷着非得给我提供「双语教育」，可那一年，我终究还是熬了过来。
到了学年末，我终于迎来了扬眉吐气的一刻。
班里有个恶霸，总拿我当沙袋一样欺负。更妙的是，他居然真的叫Butch。后来有一次打架，我终于把他打赢了。
全班同学为我欢呼喝彩，还送给我一本介绍棒球英雄的书。每个人都在上面签了名。
包括Butch。
一个美国人的教育
大约到了高中年纪，我们搬到Studio City，又买下了一家更大的餐馆。
Schramm’s Hungarian Restaurant正好位于许多电影制片厂的街对面，因此常有不少演员光顾。
不过，我之所以没有去离家只有几个街区的North Hollywood High School，反而选择Hollywood High School，并不是受了电影业的吸引。
真正吸引我的是那里的ROTC，也就是预备役军官训练项目。
Hollywood High有，North Hollywood没有。
颇为讽刺的是，我最后一个学期的ROTC生涯，却因为另一名匈牙利学生戛然而止。
他刚从另一所高中转来，军衔和我相同，却一心想当营长，于是我们为了这个头衔争执不休。
争到后来，我觉得这场争斗实在荒唐，也已经厌烦透顶，索性退出ROTC，改选了一门国际关系课。这门课恰好也是一大早上课，与ROTC时间相同，所以此前一直没有机会选。
我很喜欢这门课。
那位老师比大多数老师都认真得多。
除了ROTC这段经历，高中时期还有一堂重要的课，至今令我记忆犹新。
我当时有一门英语课，老师是一位孤身一人的可怜女子，终身未婚。大家都不喜欢她，因为她为人太过严肃。
我们这些顽劣学生，我说的是男生，女生的性情毕竟温和一些，可没有多少慈悲心，常常在背后取笑她。
然而一进课堂，我们却个个彬彬有礼，俨然都是谦恭君子。
因为我们知道，她是一位极其认真的老师，对自己所教的学科更是满腔热忱、要求严格。于是，我们专心听讲，凡事都照她的规矩来。
她那份沉甸甸的威严，让人不得不如此。
课程接近尾声时，我们已经读完《凯撒大帝》和《哈姆雷特》。她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背诵四十行莎士比亚，并在课堂上朗诵。
我选的，大概算不上别出心裁，是《哈姆雷特》中那段以「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开头的独白。
选得是否缺乏新意姑且不论，我着实苦下了许多天功夫，才把这几十行背熟。
背诵的过程十分艰难。后来，我终于开始把它大声念出来，让自己的耳朵真正听见那些词句，听见其中的声调、节奏与韵律。
就在那一刻，我至今仍记得，一头名为「无知」的怪兽仿佛突然离我而去。
我终于明白自己读的是什么，也终于听懂自己听见的是什么。
我并不是说，自己已经参透了其中深奥的形而上意义。
而是说，我终于明白，那些并不是一堆狂乱纷飞、不知所云的词句。
它们很美。
它们言之有物。
而我，终于懂了。
那年我大约十七岁。正是通过学习莎士比亚，我知道自己终于真正懂得了英语。
此后，我仍会用匈牙利语和英语两种语言思考，但我的梦，已经开始用英语来做。
而莎士比亚本身，对我而言，更是一场奇妙而近乎魔法般的发现。
可是，对于这个我移民而来的伟大国家，我在学校里究竟学到了什么？
遗憾的是，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初，那还是后来风靡我这一代大学教师的「政治正确」大举来袭之前，我也不得不说，学校真正教给我的东西既不深刻，也不扎实。
有些甚至可能根本不是真的。
我很早便对历史产生了兴趣，但奇怪的是，我对美国史却兴味索然。
因为没有人把它讲得有趣。
更让我意外的是，尽管这与我自己的倾向和亲身感受背道而驰，我却被教导说，美国是一个虚伪得惊人的国家。
有一位历史教授告诉我，关于亚伯拉罕・林肯，我只需要知道一件事：
他是个种族主义者。
教授说，除此之外，没有什么需要知道的。
于是，我决定研究欧洲史。
因为欧洲史里有许多精彩故事，讲的是那些直截了当、毫不遮掩的暴君。
至少，他们不受虚伪之累。
我说自己「决定研究欧洲史」，这里的「研究」究竟是什么意思，还需要解释一下。
我向来嗜书如命。
我那与日俱增的藏书，多年来一直让父亲头疼不已；直到今天，它们仍然让我的妻子头疼。
我十几岁时便开始买书收藏。那时，我一直替父母干些活，多少能挣一点钱。别的年轻人把钱花在汽车或衣服上，我却拿去买书。
拥有自己的书，再亲手去读，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妙处。
我从来不喜欢图书馆。
也许这是童年时代受够了共产主义宣传以后的一种本能反应吧，但我总觉得，有些东西就是不应该共享。
至少，不该随随便便和任何人共享。
我喜欢闻书的气味，喜欢把书拿在手中摩挲；读完以后把它留下，放回自己的书架。有时候，我会随手抽出一本，任它自然翻到哪一页，便从那里重新读下去。
我总觉得，这些书渐渐成了我的朋友。
而我实在舍不得与朋友分开。
不过，我读书完全出于兴趣。
我从未把「学习」看成一种职业或工作，也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上大学这种可能。
说实话，那时我连大学究竟是什么，都不太明白。
1964年，我从Hollywood High School毕业。我们这一届共有740名学生。
学校里没有任何场地容得下这么多人，所以毕业典礼只好借用Hollywood Bowl举行。
我依然不太明白大学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过，身边不少认识的人都准备去上大学，而我的成绩也足以让我进入San Fernando Valley State College，也就是今天的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Northridge。
那里可以每天通勤，我也能继续替父母工作，于是便报了名。
刚上大学时，我只是挑自己觉得有趣的课来上。
我根本没有什么人生规划，也没想好要读什么专业。
可是后来我发现，专业终究还是得选一个。
于是，我选了政治学。
我上过很多Noonan教授的政治学课程。
他算是一个寻常的自由派，不过看起来颇有才智，我也一直很喜欢他的课。凡是涉及欧洲政治的课程，几乎都是他教。
有一天，我坐在教室后排，听他高谈阔论法国政治之类的话题。班里一名女学生，她碰巧是以色列人，提出了一个涉及上帝的问题。
Noonan顿时停住了。
然后，他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说道：
「任何相信上帝的人，都应该滚出我的教室。」
那个女人哑口无言。
我也愣住了，同时深感震惊。
一时间，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是认真的吗？
最后，全班只有两个人离开教室。
那个女人。
还有我。
她泪流满面。
我则怒火中烧。
我径直下楼，立刻把自己的「专业」改成了历史。
这些年来，一方面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一方面也确实因为好奇，我始终关注着美国政治。
我积极参与共和党的常规政治活动。1964年，我曾为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助选。
共和党鲜明的反共产主义立场，对我和家人而言自然颇具吸引力。我们认为，民主党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敌人的危险。
不过除此之外，我的政治思想显然还谈不上成熟。
因为参加青年共和党人的活动，我曾参加过一个名叫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的机构举办的几次研讨会。这些研讨会让来自全美各地大学的学生有机会聚在一起，向一些著名的保守派教授学习。
1965年，我就是在其中一次暑期研讨会上第一次见到Harry V. Jaffa。
当时，他讲授莎士比亚；另一位名叫Martin Diamond的学者，则讲授《联邦党人文集》。
差不多也是在那个时候，我读到了《Intercollegiate Review》的创刊号，也接触到了当时创办不久的《National Review》。
与此同时，我还认识了一些来自Claremont的学生和老师。
他们是我有幸认识的人中最认真求索的一群，当年如此，今天依然如此。
其中最早认识的一位是Bill Allen。
1966年夏天，我们在一次ISI研讨会上相识，后来成了朋友。
我们两人都参与了罗纳德・里根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工作，不过他在竞选团队中的职位比我重要得多。
渐渐地，我开始意识到，像Claremont那些人一样去思考政治，在许多方面，比我过去那样直接投身政治活动更加有趣，也更加重要。
于是，我也试着以自己的方式这样去做。
但我从未想过，有朝一日会以某种正式身份加入他们。
在我看来，他们在那里所做的事情如此重要，境界又如此高远，许多方面似乎都非我所能企及。
不过，虽然我仍然在Northridge注册读书，却常常跑到Claremont去，一待就是很久。
你得明白，当时的我既不知道什么叫研究生院，甚至连「大学毕业」这个概念都没有真正弄清楚。
我只是喜欢读书，喜欢学习，也喜欢和同样爱读书、爱思考的人交谈。
我是一个没有计划的自由人。
而就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20世纪60年代的风潮已经席卷而来。
父亲和我对许多事情都有明确的看法，尤其是自由与暴政、美国与共产主义，以及越南战争是否有其必要性。
我们父子都支持这场战争。
那些示威活动让我们十分愤怒，尤其是此起彼伏的口号声，更让我们难以忍受。
无论他们喊的究竟是什么，每当左翼团体聚在一起齐声高呼，在我们听来，总有一种「Sieg Heil！」的味道。
我尤其记得，当有人开始故意用字母「k」来拼写America，仿佛美国是一个法西斯国家时，我怒不可遏。
我清楚地记得，父母当时真的觉得这个国家正在分崩离析。
父亲尤其认为，美国人在越南这场仗打得既不够聪明，也不够有男子气概。他觉得美国人总在那里一点一点地磨，斤斤计较，却不肯拿出一副真正志在必胜的架势，全力以赴。
过了一段时间，我已经很清楚自己大概不会被征兵入伍，但我还是加入了国民警卫队。
学校里冲突不断，示威不断，甚至还发生过爆炸。
不过，像我们这种出身的人，再乱的日子里也很难丢掉幽默感。
我记得有一次，父亲和我一起看电视新闻。一名美国飞行员被击落了，而在父亲看来，他之所以落到这个地步，完全是因为干了一件蠢得出奇的事情。
父亲深信，如果美国最后输掉这场战争，原因一定就在于这种愚蠢：对付暴君，手里的锤子挥得太轻。
我们继续看着新闻。父亲一边看，一边把所有土生土长的美国男人，从男子气概到聪明才智，统统数落了一遍。
接着，电视开始采访那名飞行员。
记者问他怎么会把自己弄到这种境地。
飞行员摘下头盔，开口回答。
我顿时乐不可支，终于逮到机会好好笑话父亲一番。
因为那名飞行员一张嘴，竟是一口浓得不能再浓的匈牙利口音！
从那以后，父亲再也没有笼统地嘲笑过美国男人的男子气概和智力。
丑陋的欧洲人
1968年，我上大学已经四年。照理说，这时候本该毕业了。
可我却决定去德国学德语。
为什么？
没什么特别的理由。
我只是觉得，这应该会很有意思。
别忘了，我是一个没有计划的自由人。
我住在慕尼黑。
这是我十岁离开欧洲以后，第一次重返这片大陆。
我去德国，本来是为了学德语；后来之所以留下，却是因为我想进一步了解欧洲人，了解他们的习惯、处世方式，以及他们悠久而丰厚的历史。
到头来，我对欧洲人如何看待美国有了许多认识，也因此更加明白自己为什么喜欢美国人。
但最重要的是，我更深入地认识了欧洲人，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我已经不再是他们中的一员。
我当年所认识到的东西，后来始终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它也有助于解释近来围绕伊拉克问题，乃至更广泛的美国外交政策所产生的一些分歧。
当然，以法国为例，它希望打破美国在世界权力格局中的独占地位，自有极其重大的地缘政治考量。
然而，其中还有一种更加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
不同的性情，不同的思维习惯，也不同的道德习惯。
1968年初到欧洲时，我第一次注意到，许多欧洲人一方面看得到美国的强大与富裕，另一方面却又鄙视他们眼中美国人的「无知」。
两者交织，遂成怨愤。
而这种怨愤背后，又有欧洲大陆哲学的一泓深水不断滋养，其中蕴含着一种美国人并不共有的世界观。
在我当时看来如此，今天看来依然如此。
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那一年在德国，日子过得相当艰苦，也十分孤独。
二十二岁时，我进入慕尼黑大学，一边提高德语，一边旁听几门哲学研讨课。
我刚到德国时，口袋里只有大约七十五美元，所以必须找工作。
我唯一的朋友替我找到了一份。
他叫Tibor Tollas，是一位流亡海外的匈牙利诗人。
他之所以和我们一家成了朋友，是因为每次到洛杉矶，他总会来我们的餐馆吃饭。
Tibor的每只手都只剩下两根手指。
左手的几根手指，是纳粹砍掉的。
右手的几根，则毁在共产党手里。一部分原因是他的政治观点；另一部分，据他们所说，是为了让两边「对称」。
不过，Tollas先生一直照顾着我。
多亏了他，我才能在那里待下去。
他替我找到的那份工作，辛苦得简直离谱。
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每周六天。
时薪七十五美分。
不过，这份收入足够支付我住小旅馆的房钱，每天两美元；而吃饭基本不花钱，因为我在慕尼黑中央市场工作，负责从货运列车上卸下一箱箱香蕉。
香蕉可以随便吃。
老板只有汽水和啤酒要收费，一瓶十五美分。
当然，这份工作并不合法。
当地人称之为「黑工」：不入账，没有正式记录，工资直接以现金支付。
而且，我之所以能被雇用，纯粹是因为没有告诉他们自己是个美国学生。
如果他们知道，绝不会雇我。
我告诉他们，我是一名匈牙利难民。
这样，他们倒愿意伸出援手。
和我一起干活的都是些流浪汉，德国流浪汉，也就是今天所谓的无家可归者。
他们身上的味道实在难闻，酒也喝得太多，晚上就睡在公园长椅上。
可我很喜欢他们。
后来，当我终于听明白他们工作时嘴里哼的是什么歌以后，我对他们更添了几分亲近。
他们唱的、哼的，竟然都是美国老歌。
比如《得克萨斯的黄玫瑰》。
一起干了几个星期后，我们渐渐熟络起来。我便问他们，为什么会唱美国歌。
原来，他们都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属于最早一批被美军俘虏的德国士兵。
后来，他们被送到得克萨斯州的一座战俘营。
整个战争余下的岁月，他们都在那里度过。他们学会了英语，也喜欢上了美国歌曲。
而且，因为那是一座美国战俘营，他们竟然可以离开营区，到镇上找工作，并由此真正认识当地的美国人。
四个人都告诉我：
那是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经历。
他们说，他们喜欢美国人。
我便问，他们究竟喜欢美国人什么。
他们觉得，美国人直率而诚实。
美国人会直视你的双眼，有什么想法便坦率相告。
美国人很爱笑，而且常常笑得很响。
他们看待人生，并没有一种悲剧式的眼光，也不像欧洲人那样，心中总是充满强烈而挥之不去的焦虑。
美国人没有那种「Angst」。
他们不会整日沉湎于过去，为往事悔恨不已；他们相信，凡事皆有可能。
给一个人一个机会，他便会抓住它，尽力实现自己的抱负。
我的德国朋友把这种东西称作「实践中的自由」。
这些美国人，活得就像自由人本来应该活的样子。
他们谦逊质朴，从不盛气凌人；对坑蒙拐骗、花言巧语却绝不姑息；同时又慷慨大方。
尽管这几个德国人当时是一个与美国交战国家的士兵，美国人却从来没有对他们说过自己讨厌德国人。
他们说：
「不过，美国人倒总是问我们，怎么会给自己弄出那么一个领袖来。这倒让我们开始认真想了。」
他们还说，在美国，好像人人都显得年轻。
美国人身上有一股蓬勃朝气，一种睁大双眼看世界的少年气，仿佛他们从未经历过失望与失败，也没有理由相信自己将来会经历。
他们精力充沛，生机勃勃。
他们相信，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在某一方面出人头地。
这些美国人行走世间，仿佛根本没有谁会拦住他们前进的脚步，阻碍他们的志向，或挡住他们要走的路。
那几个德国人尤其惊讶的是，美国的孩子似乎敢于直视成年男子的眼睛，就像彼此是平等的人一样。
我们就这样，用我磕磕绊绊的德语谈论这些事情。
过了一阵子，我越来越觉得于心有愧。从道义上讲，我实在应该告诉他们真相：
其实我是美国人。
而且我会说英语。
你真该看看他们当时的反应！
顿时欢声雷动，喝彩四起。
他们高兴极了，而且很快便露了底：原来他们的英语，比我的德语好得多。
从那以后，我们只说英语。
此后多年，随着阅历渐增，加上后来几次重游欧洲，我对欧洲人的这些印象又添上了许多新的内容。
没有人真正否认那几位无家可归的朋友所理解的「美国性格」，但其他人却在这些评价里掺进了另一番意味，而且毫不含蓄。
原先被视为美德的东西，如今成了缺点。
我遇到过不少法国人，他们说美国人唯利是图，满脑子想的只有赚钱。
整个国家商业活动川流不息，永远忙忙碌碌。
因此，美国人工作得太拼命，根本不懂什么叫真正的闲暇。
他们的文化底蕴浅薄，礼仪修养则更加低下。
他们不够世故，也缺乏学养。
他们对自己的历史知之甚少，对别国的历史更是一无所知。
他们从未真正受过苦，所以缺少深度。
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没有伟大的文学，也不像欧洲人那样热爱博物馆。
我记得有一个人始终无法理解：
这么多背景各异、肤色不同的人，怎么可能共同生活，并且彼此还像同一个国家的公民？
他百思不得其解。
因为他始终不明白背后的原因，不明白林肯所谓那条把所有人连接起来的「电线」，也就是构成美国爱国主义真正基础的那个理念，所以他最后得出结论：
这种国家终究不可能长久。
分崩离析，不过是时间问题。
他说，他们之间没有足够的血缘纽带，也没有足够悠久的共同历史。
到头来，我逐渐认识到，贯穿这些对美国的种种批评的，是一种怨愤与嫉妒的精神。
我们幅员广大，国力强盛，而且还觉得自己与众不同。
我们宣称建立了一个Novus Ordo Seclorum，也就是「时代新秩序」，这句话就印在美元背面的美国国徽上，仿佛我们重新创造了整个世界。
我们对母大陆那些陈旧而疲惫的做法嗤之以鼻。
我们就像一群孩子，不懂得欣赏父母那套沉稳而有教养的生活方式。
而这些欧洲「父母」，却又嫉妒自己那些朝气蓬勃、雄心勃勃的「孩子」。
孩子变得太强大、太富有、太有野心。
而孩子越有能力、越愿意帮助父母，父母心中的怨气反而越深。
可是另一方面，这些父母又不得不承认，那些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身上确实有某种格外有趣、格外吸引人的东西：
他们生气勃勃，直来直往。
然而话说回来，这群年轻人终究还是得由那些「比他们高明的人」管束着才行。
随着岁月推移，我逐渐看清了这种欧洲思维背后的哲学基础，也渐渐明白他们为什么不喜欢美国人的处世方式。
他们试图证明，一切哲学问题乃至整个人类生活，最终都可以归结为那些深层的Grundproblemen，也就是「根本问题」，继而走向虚无主义式的绝望。
因为在他们看来，欧洲人经过彻底的启蒙，已经摆脱了关于善恶、是非的一切幻想。
可我们美国人并不这样想。
我们也感受不到那种绝望。
当然了，在他们看来，我们这些头脑简单、讲求实际的人，又怎么可能理解人类处境的深邃呢？
美国人偏偏坚持认为，自由与正义之间存在联系，勇气与节制之间也存在联系。
所以，我们无法像欧洲人看待自己那样，把他们看得那么郑重其事。
在我们看来，他们不过是在进行一种貌似高深、永无休止的咖啡馆清谈，到头来无非走向权力意志、古拉格和集中营。
而我们则认为，平等与自由具有真正的伦理与政治意义。
为了使人获得自由，我们愿意为之而战。
我们依旧是那群笑声太响的乐观主义者。
而且，我们依旧和马克・吐温一样相信：
面对笑声的冲击，没有什么能够屹立不倒。
在德国最初四个月左右，我大部分时间都和德国人以及东欧人相处，几乎没有和一个美国人说过话。
到了初春，我竟患上了严重的思乡之苦。
仔细想来，「思乡病」这个词实在贴切。所谓思乡，本就是因远离家园而生的一场病。
我再说一遍：
是一场病。
此前一生，我从未病得如此厉害。
那种痛苦甚至诉诸身体，颇似晕船：头脑昏沉，整颗心都仿佛虚弱无力。
可你要明白，我怀念的并不是南加州旖旎的海岸，不是宽大的汽车，也不是汉堡包。
真正令我魂牵梦萦的，是美国人。
是那样一群有着某些独特品性、让我觉得亲切自在的人。
我想念的，是自己的同胞。
思乡之症初起时，我几乎出于本能，开始在人群中留意美国人的身影。
一个也没有。
随着思乡日甚，我开始刻意寻找美国人。我专程跑到那些自以为可能遇见他们的地方。
可惜，还是没有。
我没有放弃。
继续找。
拼命找。
依旧一无所获。
后来竟严重到夜不能寐。
我常在半夜醒来，睁大眼睛，独自在城中游荡，四处张望。
还是没有。
渐渐地，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深更半夜跑到中央火车站去，因为那里是城中少数彻夜不闭的地方之一。
我坐在那里喝咖啡，遇见谁便同谁攀谈。陪我说话的大多是些来路可疑的德国人，一个个啤酒喝得多得离谱。
有时我们也谈美国。
可就是没有美国人。
一天深夜，大概已经凌晨三点。
我从火车站往住处走，刚转过一个街角，忽然如遭雷击，整个人愣住了。
前面有一个男人。
他正朝着和我相同的方向走。
长街寂寂，四下无人，除了他，便只有我。
我的目光在他的背影上停了一秒。
下一秒，我已经朝他奔去。
因为就在那一瞬间，我突然生出一种近乎顿悟般的确信：
这个走路的男人，是美国人。
我冲到他左侧，猛然停住，气喘吁吁地脱口而出，大意是：
「求你了，我是美国人。我实在想找个人说说话。拜托。你介不介意让我陪你走一会儿？」
不用说，那个人大吃一惊。
不过，他很快镇定下来，而且颇有雅量，答应让我与他同行，一路交谈。
我们谈的并不是什么天地玄奥，也不是什么最新政局，更不是什么华美高深的话题，当然也没有大谈美国何等伟大。
没有。
我们谈的，只是他的故乡圣路易斯。
谈红雀队的种种好处。
谈为什么国家联盟胜过美国联盟。
我是洋基队球迷，这一点当然不能苟同。
都是些寻常琐事。
可对我而言，已经足够。
我们一路走，一路谈。
一步一句之间，我仿佛感觉那缠绕心头多日的病症正在渐渐消退，整个人也一点一点恢复过来。
啊，重新康复的感觉，是何等美妙！
那一刻，我真恨不得把帽子挂到月亮的犄角上去！
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分道扬镳。
他也以自己的方式明白，方才无意之间，已经送给我一份礼物。
我终于又恢复如初。
我很快乐。
第二天，已是白昼。
我走在街上，看见前面几码远的地方有三个男人。他们碰巧都是黑人。
于是，我凑上前去，正准备跟他们打声招呼，心想大概也会听到一句美式的「Howdy」。
结果，我忽然听见他们在说匈牙利语！
我大吃一惊。
不过，我还是决定和他们聊聊。一开始我们说德语，因为他们不会英语。
后来才知道，他们来自加纳，竟然是在布达佩斯学法律的学生，这次只是到慕尼黑游玩。
顺便说一句，他们的匈牙利语说得无可挑剔。
聊完以后，我们各自离开。
我站在那里，看着他们渐行渐远的背影。
这时我才意识到：
他们怎么可能是美国人呢？
我不禁纳闷，自己刚才怎么会没有看出来。
他们走路的样子，仿佛无论身处这座城市，还是身处这个世界，都不是在自己的家园。
仿佛天空随时会塌下来。
仿佛笼罩在头顶的不是灿烂阳光，而是一片沉沉乌云。
仿佛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担心，一不小心便会触怒诸神。
从那以后，每当那种「病」又有一丝攫住我的心，我便会走进人群，睁大眼睛寻找那些昂首挺胸、步履坚定、无所畏惧的人。
有些人甚至连走路都带着几分诙谐与洒脱。
即使我不跟他们交谈，也没有关系。
只要知道他们就在身边，就已经足够。
因为我知道，只要有需要，我随时可以走过去和他们说话。
然后，我便又像回到了家。
不过，在真正返回美国之前，我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应该试着去匈牙利探望年迈的祖母。
我的诗人朋友Tibor Tollas手上正好有一张东方快车前往布达佩斯的单程票，于是送给了我。
当然，除了把票弄到手之外，我照例根本没有认真考虑过这趟旅程在现实中该怎么安排。
我还是几乎身无分文。
至于这是一张单程票，而我根本没有计划怎么回来？
那又有什么关系。
那可是1968年！
苏联军队正在开进捷克斯洛伐克，而美国人，尤其是那些原本来自匈牙利的美国人，与东欧共产政权的官僚之间，自然谈不上什么好感。
我当然有护照。
可是，对于前往共产主义国家还需要签证，以及签证究竟该怎么办，我一无所知。
于是，我拿着车票，上了火车。
就这么出发了。
那列火车果然名不虚传，华美非凡。
甚至可以说，单凭能坐上这么一趟列车，后来发生在我身上的那些事似乎都值得了。
不过，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工作人员发现我没有继续前往匈牙利所需的证件，于是把我赶下了火车。
东方快车居然为此临时停车。
就在距离匈牙利边境大约十英里的地方。
专门为了把我赶下去！
他们解释说，我没有签证，只要列车一进入匈牙利，我立刻就会被捕。
于是，我发现自己孤零零站在一片玉米地中间，只好徒步往前走。
后来，我找到一辆出租车，让司机载我去边境，准备在那里办理签证。
他收了我大约五十美元。
付完以后，我身上只剩大约二十美元。
走进匈牙利边境检查站的一刻，对于此时已经彻头彻尾「美国化」的我而言，着实是一场震撼。
那里岗楼林立。
匈牙利士兵个个手持机关枪。
而且态度十分恶劣。
我说自己只是想去探望祖母，他们根本不相信。
他们把我的衣服脱光，把随身物品翻了个底朝天，又盘问了许久，问我学什么，跟谁学习。
当然，他们同样不相信我待在慕尼黑仅仅是为了学德语。
在他们看来，这背后一定另有图谋。
几个小时以后，我终于可以重新上路。
可麻烦又来了。
我根本没有办法去杰尔（Gyor）。
没有公共汽车。
没有出租车。
也没有火车。
我琢磨了一阵，渐渐意识到，看来只能靠两条腿走完剩下的大约二十英里。
就在这时，我看见一对男女正准备上车。
那辆车挂着加拿大牌照。
他们正要开往布达佩斯。
我把自己的困境告诉他们，而杰尔恰好顺路，于是便搭上了他们的便车。
深夜，我终于抵达杰尔。
他们把我放在市中心。
我问清祖母住处的方向，又步行走了几个街区。
走近那栋楼时，我认出了它。
我走进去，找到祖母的公寓，敲了敲门。
顺便说一句，祖母事先根本不知道我要来。
她打开门，看见我的一瞬间，几乎当场昏倒。
好不容易缓过神来，她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
那时的我，当然谈不上衣冠楚楚。
然后她说道：
「我的天哪，你已经变成一个美国绅士了。」
祖母说我是「绅士」，或许并不完全准确，至少当年的我还未必当得起这个称呼。
但最根本的那一点，她说对了。
我已经成为一个美国人。
继续阅读：我们都是美国人，只是生错了地方。（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