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去美国。」父亲说。
「为什么是美国？」我追问。
父亲回答：
「因为，儿子，我们生来就是美国人，只是生错了地方。」
Peter W. Schramm
Peter W. Schramm 在共产党控制的匈牙利长大。他和他的家人于 1956 年从匈牙利逃出，来到美国。
Schramm 从 1997 年到 2013 年担任俄亥俄州爱西兰大学（Ashland University）公共事务教育中心 Ashbrook Center 的执行总裁。在他的带领下，Ashbrook Center 成长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服务覆盖所有 50 个州的教师、学生和公民。 Schramm 先生经常在课堂上亲自挑战和启发的学生，务求令他们成为最好的公民。
Schramm 先生在 2015 年与世长辞。以下是Schramm 先生在 2006 年讲述的故事。
我们都是美国人，只是生错了地方。（上篇）
我们都是美国人，只是生错了地方。（中篇）
我们都是美国人，只是生错了地方。（下篇）
序言
我的父亲威廉・施拉姆（William Schramm）既不是机械师，也不是工程师。然而，1946年，战后的匈牙利百废待兴，他竟设法用一堆废旧零件拼出了一辆汽车。说是汽车，其实不过是一台发动机装上四个轮子，后面再搭一个平板车斗而已。
那时的匈牙利街头，除了军车和父亲造的这辆车，汽车可谓凤毛麟角。市面上根本无车可买；即便有车，当时工作难寻，人们囊中羞涩，又哪来的钱买？
父亲那时还很年轻，却已经肩负不少责任，一家几口都等着他养活。当然，我也即将出生，又要多添一张嗷嗷待哺的嘴。不过，父亲向来颇有生意头脑，也有一股敢想敢干的创业精神。于是，他造了这辆车，开着它四处奔走，在乡间搜罗各种废旧物品，再拿去出售或交换。
我们一家就这样活了下来。
有一次，父亲外出搜寻旧物，途中看见一个男人站在一辆似乎抛了锚的大众甲壳虫旁边。这样的情景在当时本就十分罕见，再看那人一脸懊恼，甚至有几分走投无路的样子，父亲便停了下来。
原来，车主是一名已经退役的美国军官，碰巧出生于匈牙利。当时他正在休假，顺道游历故国。父亲设法帮他把车重新发动起来，那人便提出用美元酬谢。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哪怕只有几美元，也几乎等同于一袋袋真金。可是，尽管父亲非常需要这笔钱，他却自尊心极强，坚持分文不取。
那人心怀感激，便递给父亲一张名片。上面写着：
Joseph Moser 博士，牙科医师
加利福尼亚州赫莫萨海滩
那人郑重地说：「如果有一天你需要任何帮助，尽管找我，千万不要客气。」
这一次，父亲没有推辞。他收下名片，交给母亲妥善保管。
这张名片，母亲一留就是十年。
匈牙利革命
时至1956年年底，距离我十岁生日只剩几个星期。匈牙利反抗苏联共产政权的革命已经如火如荼。据估计，短短两周之内，便有两万多名自由战士和一千五百名苏联士兵丧生。
当时，我和父母、年仅四岁的妹妹，与祖父母，也就是父亲的双亲，以及叔父，也就是父亲的弟弟，一同挤住在布达佩斯东站附近广场上的一间小公寓里。
革命者采取的一项重要行动，就是夺取这座火车站。因此，苏军在那里部署了数辆坦克，我们根本无法离开公寓。
窗外激战不休，枪炮声不绝于耳。遍地都是尸体，其中一具就躺在我们窗前，一连五天多无人收殓。
大约一个半星期后，我们终于可以出门，但也只能出去寻找生活必需品。走在街上时，我记得自己曾怀着一种阴郁而难以言说的好奇，盯着一辆俄军运兵车的后部。那里堆满了骸骨，每一具上面仿佛都覆着两英寸厚的黑色天鹅绒。
后来我才知道，那些可怜的人是被燃烧瓶活活烧死的。
除了这些惨不忍睹的景象，战乱之中还有种种寻常却迫在眉睫的生存难题：到哪里找干净的水，食物从何而来，卫生问题又如何解决，诸如此类。
更糟的是，局势已经十分明朗。苏军虽然终于撤出了我们眼前这片地区，却正在取得胜利。革命注定要失败，他们也终究会卷土重来。
这些年来，我们一家在匈牙利饱经磨难，先是纳粹，后来又是苏联人。然而，如果继续留下，等待我们的恐怕比过去经历的一切更加可怕。
如果一个人从未见识过别样的生活，那么面对不公不义，或许还能逆来顺受。但这场革命却重新唤醒了父亲心中一种几乎已经遗忘的渴望……
希望。
其实，施拉姆一家在匈牙利早已过了许多年苦不堪言的日子。
父亲生于1922年，正值欧洲腹地一场惨烈战争结束不久。生活举步维艰。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曾积极参加1919年的共产主义革命，因此受到当时执政的法西斯势力不断迫害。
等到父亲十几岁时，经济大萧条又接踵而至；随后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是丘吉尔所谓「三十年战争的后半场」。
对于那些被强大而野心勃勃的邻国环伺的小国而言，世界大战从来不会好过。匈牙利自然也不例外。
在迫不得已必须选边站的情况下，匈牙利选择了德国，心里却一直盼望他们所谓的「西方」最终获胜。
父亲被编入高射炮部队。他倒很喜欢待在那里，因为他们可以装模作样地向美军飞机开炮，心里却明白，那些B-17轰炸机飞得远远超出射程。
这样一来，他们既伤不到「好人」，又算尽了自己的职责。在那个年代，日子能过到这个地步，也算不错了。
况且，美军飞机通常只是飞越匈牙利西部，前往德国，很少真的在匈牙利投弹。
我出生并生活过的城市叫杰尔（Gyor），人口约十万，位于奥地利以东，通往布达佩斯的道路上。城里真正值得轰炸的目标，大概只有一座后来改为生产梅塞施密特战机的工厂。当时那里大约雇有一万人，父亲也是其中之一。
我记得大约是在1944年，美军决定轰炸这座工厂。轰炸之前，他们先撒下数以千计的传单，通知人们当天不要去上班，因为他们准备把整座工厂夷为平地，又不愿伤及工人。
传单上说，轰炸将在中午十二点开始。
父亲相信美国人，所以没有去工厂。
然而，德国人却强迫所有人进厂开工。他们端着刺刀四处抓人，父亲也被押了回去。纳粹说得很清楚：谁不肯进去，就把谁拉到一旁，排成一列枪毙。
最后，除了大约十二个人以外，其他人都进了工厂。
这十几个拒不服从的人被押到工厂的一堵墙前。德军组成行刑队，准备开枪。
就在他们即将开始这场血腥屠杀之际，美军的炸弹落了下来。
烈火与钢铁从天而降。
所有人顿时四散奔逃，就连那些已经列队准备行刑的德国士兵也逃出了厂区。
而那些进了工厂的人，几乎无一生还。
那十几个人却活了下来。
我的父亲就在其中。
那时，正好是中午十二点。
战争令所有人苦不堪言，而战争结束也没有带来多少喘息之机。
1949年，共产党控制全国后，我父母经营的一间小纺织店，面积大约只有我现在客厅的一半，连同店内所有物品，一并被没收。
他们被视为「资产阶级」，因此也被新掌权的这种专制政权视为危险人物。
后来，父亲又因「散布谣言」被判入狱一年。有人声称，他曾骂一个共产党人是暴君。
他的确骂过。
出狱后，他做过一阵子擦窗户的活，也偷偷酿过非法威士忌。
他活了下来。
一家人也活了下来。
同样是在1949年，祖父仅仅因为持有一面小小的美国国旗，就被共产党判处十年苦役。那面旗其实十分普通，就像美国人在七月四日庆典上挥舞的小国旗，或插在阵亡将士墓前以示纪念的那一种。
那时，父亲曾试图劝母亲离开匈牙利，却没有成功。母亲与亲朋故旧牵绊太深，无论如何也不愿离开。
在祖父的「审判」上，他们问他为什么持有这面旗。
他是不是间谍？
祖父回答说，在他所知道的一切象征之中，没有什么比这面旗更能代表自由，而且他有权拥有它。
1956年，祖父获准提前离开劳改营。回到我们身边时，他骨瘦如柴，看起来就像一名从纳粹集中营中幸存下来的人。
然而，他回来后最先问的，却是那面旗还在不在。
当然不在了。它早已被没收。
可是，父亲不忍让自己的父亲伤心，于是不知用了什么办法，又弄来了一面美国国旗。
我们把它从藏匿之处取了出来。
年纪尚小的我，也就在那一刻学到了一个十分成人的道理：有时候，「说真话」这件事远比想象中复杂。
看到那面旗，似乎一下子抚平了祖父多年牢狱生活留下的许多痛苦与折磨。
那面旗让他的心中重新燃起了某种近似希望的东西。
而在父亲心中，它也激起了一股义愤。
如今，革命眼看就要失败，父亲也终于忍无可忍。
有一次，他出门寻找面包，一枚手榴弹竟落在他身旁。奇迹般地，它没有爆炸。
本该引爆那枚手榴弹的火花没有点燃炸药，却点燃了父亲。
他回到家中，告诉母亲：到此为止了。
无论母亲跟不跟他走，他都要离开这个国家。
母亲说：「好吧，William。如果Peter同意，我们就跟你走。你去问Peter。」
母亲后来告诉我，虽然我自己已经不记得了，但当时我对父亲说，只要他要我跟着他，哪怕下地狱，我也会跟他去。
幸好，对于当时满腔热血的我来说，地狱恰恰是我们正在逃离的地方，而父亲所寻找的，正是它的反面。
「可是，我们要去哪里？」我问。
「我们要去美国。」父亲说。
「为什么是美国？」我追问。
父亲回答：
「因为，儿子，我们生来就是美国人，只是生错了地方。」
父亲说这句话时自然得就像我只是问他天空是什么颜色。
在他看来，为什么要去美国，答案不言自明。他心里根本没有第二个选择。
遗憾的是，对他而言如此显而易见的道理，我却花了将近二十年才真正明白。而且在这一路上，我还得先把许多已经学会的东西一一「忘掉」。
父亲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从未享受过自由带来的种种好处与优越条件，也没有受过所谓「教育」的熏陶。可他为什么能如此深刻、如此纯粹地理解这个道理，又能将它表达得如此动人？
这多少与傑斐逊所说的美国原则之「不证自明」有关。
父亲当然没有研究过傑斐逊，也没有研读过美国《独立宣言》。然而，在内心深处，他已经切身体会到暴政究竟意味着什么。
因此，他无比渴望它的反面。
对于那些身处压迫、饱受苦难的人而言，美国所体现的那些不证自明的真理与正义，是一种毋庸置疑的存在。
1956年，一位哈佛教授或许会对「美国的正义」这种说法嗤之以鼻；即便到了今天，或许仍会如此。
可父亲听了，也会对他嗤之以鼻。
父亲会说，这样的人从未真正生活在一个不公不义的政权之下，也从未真正尝过那种滋味。
对父亲而言，美国正如林肯所说，是「世间最后、也是最美好的希望」。
我倒希望自己可以说，父亲能在那个时代、那般处境之下有这样的认识，足以证明他卓尔不群。事实上，父亲在许多方面的确非同寻常。
但在这一点上，他并不特别。
当时的匈牙利人，至少那些并非共产主义忠诚信徒的人，几乎都是这样想的。
有人出于本能，有人源于习惯或家教，也有人得益于读书求知。
事实上，当时大多数匈牙利孩子，包括我自己，都读过《汤姆叔叔的小屋》《最后的莫希干人》《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傑斐逊在《独立宣言》中写下那些传世名句时，也明白这个道理。
所谓不证自明的真理，其奇妙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在于它们似乎无须教授。
可是，真的无须教授吗？
它们确实不像语法那样，需要一条一条地教。它们并不是一套人为创造、再强加于自身的秩序。
然而，这些真理仍然必须为人所理解。
因为，如果不能真正理解它们，尤其对于那些早已将其视为理所当然的人而言，它们便很容易被遗忘。
父亲只是从来没有那份可以遗忘的奢侈。
前往美国
当然，我们不能把准备逃离的事情告诉任何人，包括祖父母和叔父。
一旦走漏风声，不仅我们会身陷险境，他们也会受到牵连。在专制统治之下，你实在无法真正相信任何人。
对他们来说，最好是什么都不知道。这样日后即使遭到盘问，他们也能诚实而令人信服地回答：他们确实不知道我们去了哪里。
所以，我们离开时几乎一无所有。
妹妹和我各自带着一个洋娃娃和一小袋衣服。父母两人合起来，也只有一个小包。
父亲口袋里则装着十七美元，全是一元面额的钞票。这是他多年来一点一点攒下来的。他总说，美元就跟黄金一样值钱。
火车上挤满了许多与我们行装相仿的人。
所有人都在前往奥地利边境，却人人低头不语，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交谈。
俄国人不断拦停火车，搜查逃亡的人。
我和妹妹虽然年幼，却也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所以，我们尽量保持安静。
我记得，在其中一站，许多人下了车。父亲看着他们，只是摇了摇头。
他知道他们准备怎么做，也知道十有八九，其中大多数人不会成功。
父亲另有打算。
他有自己的办法带我们抵达边境。
下车之后，我们面前还有十五英里的路要走。
我们在一大片农田之间迂回前行，尽可能避开沿途所有的干草堆，因为大家都知道，俄国人常常藏在那里守株待兔。
一路上，我们陆续遇见了将近两百人。
所有人都在做同一件事，却几乎没人开口谈论。大家只是彼此点一点头，然后继续赶路。
我记得，有一件尤其困难的事情，就是必须避开婴儿哭声传来的方向。
那是俄国人惯用的伎俩，众所周知。
不过，我们途中确实遇见了一个男孩。他的父亲已经被枪杀。
我们这支人数不断增加、临时聚成的队伍立刻接纳了他。
不知不觉间，父亲似乎已经成了这群人的领头人。
事实证明，他的计划是行得通的。
深夜，我们走过一座小桥。
忽然，有人听见桥的另一头传来德语。
那里竟然是奥地利的边防哨所！
当我们跨过那条界线时，奥地利人要求我们把武器交出来。
我至今记得自己当时有多么惊讶：队伍里的每一个成年男人，竟然立刻开始掏出手枪、刀具等各种武器，一件件扔在地上。
我们刚刚完成的，原来是一场勇者之行。
我们进入了奥地利的尼克尔斯多夫（Nickelsdorf）。
他们随后把我们安置在一座大谷仓里过夜。
那一夜，我们沉沉睡去，睡得格外安稳。
第二天早晨，我们又被送往因斯布鲁克附近的一处军营。此后将近一个月，我们都在那里得到食宿安置。
父亲出去找了一份工作。
至于我，则照旧忙着十岁男孩会忙的那些事情。
我甚至还和另一个男孩打了一架，因为他拿走了我的皮带。
扭打之间，我一头冲破了一扇平板玻璃的旋转门，下巴被划开一道大口子。
母亲一看，当场昏了过去；父亲只好急忙把我送到奥地利的急诊室治疗。
仿佛他们身上的麻烦还嫌不够多似的！
其间，各国使馆的官员偶尔会来到营地，登记难民准备前往哪个国家，以及为什么想去那里。
毕竟，事情远没有找辆车、想去哪儿便去哪儿那么简单。其中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他们会问，你在其他国家有没有亲戚。
我们没有。
德国使馆的人劝我们定居德国。他说，因为我们的姓氏是德国姓，我们可以立即取得德国国籍。
父亲却告诉他们，我们不是德国人。
他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然而，正如我前面所说，我们在美国也没有亲戚。
美国使馆的代表问父亲：
「你们在美国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吗？」
终于，母亲忽然提醒父亲，我们其实认识一个在美国的人。
她连忙跑回床铺，从自己的小挎包里翻出一张陈旧而皱巴巴的名片。
父亲这才想了起来。
「有，」父亲说，「我认识这个人。」
他把Joseph Moser牙医的名片递给美国使馆的人。名片上的地址是加利福尼亚州赫莫萨海滩。
父亲解释说，这么多年来，我们与这个人从未有过任何联系。这期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他也完全可能早已忘记自己当初曾经答应过要帮忙。
所幸，命运眷顾了我们。
他仍然住在名片上写的地方，而且仍然愿意帮助我们。
谢天谢地，他愿意为我们提供担保。
继续阅读：我们都是美国人，只是生错了地方。（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