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說：「我們要去美國。」
我追問：「為什麼是美國？」
他回答：「兒子，因為我們生來就是美國人，只是出生在一個錯誤的地方。」
Peter W. Schramm
Peter W. Schramm 在共產黨控制的匈牙利長大。他和他的家人於 1956 年從匈牙利逃出，來到美國。
Schramm 從 1997 年到 2013 年擔任俄亥俄州愛西蘭大學（Ashland University）公共事務教育中心 Ashbrook Center 的執行總裁。在他的帶領下，Ashbrook Center 成長為一個全國性的組織，服務覆蓋所有 50 個州的教師、學生和公民。 Schramm 先生經常在課堂上親自挑戰和啟發的學生，務求令他們成為最好的公民。
Schramm 先生在 2015 年與世長辭。以下是Schramm 先生在 2006 年講述的故事。
我們都是美國人，只是生錯了地方。（上篇）
我們都是美國人，只是生錯了地方。（中篇）
我們都是美國人，只是生錯了地方。（下篇）
前言
我的父親威廉・施拉姆（William Schramm）不是一名技工，更不是一名工程師。但在二次世界大戰後 1946 年的匈牙利，他設法用廢舊零件製造了一輛汽車。實際上，它只不過是一台帶有四個輪子和尾部平板的發動機。除了軍車和家父的這台「車」，在匈牙利的街頭上，汽車極為罕見。你根本無法找到汽車；即使你找到了，但你也沒有工作，因此也沒有錢可以購買一台汽車。家父當年仍然年輕，但已經負起不少責任，要養活不少家人了。還有當然，我馬上就要出生了；又多一個非常飢餓的嘴巴要餵飽。但家父一直有一種進取和創業的精神。於是他造了這台車，在鄉下到處撿垃圾，賣垃圾。這樣，我們才可以活下來。
一次撿垃圾途中，父親遇到了一名男子。他站在一台似乎已經故障的大眾甲蟲車前面。父親覺得很新奇，而這個男人也顯得很懊惱（甚至是絕望），於是父親停了下來。這台車的司機原來是一名休假中的美國軍官，而他恰恰又在匈牙利出生。這名休假中的美國軍官原來正在他的故鄉旅遊。父親幫這位軍官修理好車，而軍官則主動提出以美元作為報酬。你要知道啊，在那個時代，幾塊美元就像一袋純金一樣珍貴。但是父親的自尊心很強，所以他沒有接受報酬 —— 儘管他多麼需要錢。然而，這位軍官十分感激，於是把他的名片遞給了父親。上面寫著：Dr. Joseph Moser, DDS, Hermosa Beach, California。這位軍官認真地跟父親說：「如果你有什麼需要，儘管給我打電話。」父親沒有拒絕，他接過名片，然後交給我母親。在接著的十年裡，她一直將這張名片珍而重之，好好保管著。
匈牙利革命
時為 1956 年末，距離我的十歲生日還只有幾週的時間。目標打到蘇聯共產黨的匈牙利革命正在如火如荼。據估計，兩週內有超過20,000名自由戰士和1,500名蘇聯士兵喪生。我們 —— 也就是說我的父母、我的姐姐（當時四歲）和我 —— 和我的祖父母（父親的父母）和我的叔叔（父親的兄弟）在布達佩斯東部火車站附近的廣場上合住在一間小公寓。
革命者正計劃佔領這個火車站，所以蘇聯人在那裡放置了幾輛坦克，而我們都不能離開公寓。公寓的窗外發生了很多激烈的戰鬥。到處都是屍體。其中一個就在我們的窗前呆了起碼五天。經過大約一週半的時間，我們終於可以出門了 —— 但只能出門購買必需品。當我們四處走動時，我看到一輛蘇聯運兵車的後部堆滿著骸骨，異常恐怖。似乎每一副骸骨身上都覆蓋著大約兩吋的黑色天鵝絨。後來，我得知這些可憐的靈魂是被汽油彈活活燒死的。
除了這些恐怖事情之外，我們碰到你能想像中的所有困難 —— 從哪裡獲得乾淨的食水、食物、衛生用品，等等。更糟糕的是，儘管蘇聯人最終撤出了我們附近的地區，但是蘇聯正在節節勝利。革命將會失敗，蘇聯人和共產黨會凱旋而歸。 我們家在匈牙利多年來所經歷過的恐怖 —— 先是在納粹統治下，然後是在蘇聯統治下 —— 如果我們一家仍然留在匈牙利的話，根本無法與之相比。當我們從未在正常的社會生活過時，或許能夠容忍社會不公。但這場革命卻激起了我父親心中幾乎已被遺忘的一個渴望……這就是「希望」。
匈牙利一直不是適合我們一家居住的好地方。父親生於 1922 年，正正就在摧毀了歐洲中心的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所有事情很異常艱苦。因為我的祖父是一名 1919 年共產主義革命的積極參與者，所以受到當時統治的法西斯分子追捕。到我父親十幾歲的時候，經歷經濟大蕭條的重創，然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也就是英國首相丘吉爾所說的三十年戰爭的第二部份。對於被雄心勃勃的大國所包圍的小國來說，世界大戰是不愉快的。匈牙利也不例外。
匈牙利被迫選擇歸邊，而他們選擇了納粹德國，卻同時希望西方獲勝。父親被列入防空火砲部隊之中。他喜歡這個部隊，因為他們可以假裝擊落美國飛機，同時他們也知道美軍的 B-17 通常都飛得很遠，根本打不到。父親知道他不會到傷害好人，但同時也能盡職盡責。沒有什麼比這更好了。而且，美國人通常只是在前往德國的途中飛越匈牙利西部。美軍很少在匈牙利投下炸彈。
在 Gyor，即我出生和我們居住的地方（約十萬人口，就在奧地利東部通往布達佩斯的路上），唯一值得轟炸的是一家兵工廠。那家工廠已經被改建，製造德國梅塞施密特（Messerschmitt）飛機。那時，這家工廠僱用了大約 10,000 名員工，其中也包括我父親。當美國人決定轟炸工廠時 —— 應該在 1944 年 —— 他們首先投下了數千張傳單，通知大家：因為他們即將炸掉工廠，而美軍不希望有任何無辜的人受傷，所以當天不要上班。 傳單上說，轟炸將在中午開始。
父親相信美國人。所以他沒有去工廠上班。然而，德國人堅持要每個工人都進入工廠並繼續生產。納粹分子用刺刀把人們包圍，包括我父親。他們甚至威脅道，會將不進去工廠的人排成一列並隨之槍斃。除了十幾個人之外，其他人都進去了。那十幾個頑固的人靠著工廠的牆壁，排成一列。德國人準備行刑。當他們即將開始時，美軍炸彈適時落下，哀鴻遍野。人們爭相走避，當然也包括準備向工人行刑的德國士兵。在工廠裏面的人幾乎無一倖免。不願意進入工廠的十幾個人，其中包括我的父親，而他倖免於難。其時一分不差，正在中午。
戰爭摧毀了人間，而戰爭的結束並沒有帶來多少改變。當共產黨在 1949 年控制了這個國家時，我父母的小紡織店（大約是我客廳的一半大小）和裏面的所有東西都被從共產黨奪走了。 父母被認定為「資產階級」，共產黨這種暴政認為「資產階級」是危險的。因有人舉報父親，告發他稱共產黨為暴政，而他確實有這樣做過，我父親於是因「散佈謠言」的罪名被判入獄一年。 出獄後，父親從事清洗窗戶的工作，也非法釀造了一些威士忌販賣。他繼續活下來，他的家人也繼續活了下來。
同年，即 1949 年，我的祖父被共產黨判處十年苦役。罪名是，因為他擁有一面美國國旗（像我們在 7 月 4 日獨立日慶祝時揮舞的那種小旗，或者我們用來在墓地悼念陣亡將士的那種）。父親當時試圖說服我母親離開，但沒有母親沒有答應。母親和她的家人和朋友關係非常緊密，所以她不想跑。在對我祖父的審判中，共產黨人問我祖父：「你為什麼會有一面美國國旗？你是間諜嗎？」祖父回答說：「美國國旗，比我所知道的任何其他東西，都更能代表自由。而且我有權擁有它。」1956 年，當我的祖父從勞改營提前獲釋時，他已經被摧殘得像一個種族大屠殺的受害者一樣。回到家時，他問我們的第一件事，不是別的，而是問我們那面美國國旗還在嗎？當然，美國國旗沒有了。很久以前就被沒收了。但我父親不想傷他父親的心，所以他設法找到了另一面星條旗。我們把這面旗秘密藏著，拿了出來。我雖然還年輕，但我體會到說真話有時可以非常複雜。看到那面旗幟，我祖父這麽多年的痛苦和折磨好像消除了不少。這面旗幟在他身上燃起了希望，也激起了我父親心中的義憤。
隨著反共革命的失敗，我父親終於忍無可忍了。有一次，他出去買麪包時，一枚手榴彈落在了他旁邊。但奇蹟出現，手榴彈沒有引爆。剎那間的火花反而激起了我父親的心靈。他回到家，向我母親說，他受夠了。不管母親會不會跟著一起走，他都會離開這個國家。母親說：「好的，威廉。如果彼得（就是我）同意，我們會跟著你走。問彼得去。」
雖然我已經不記得我說過這些話，但母親告訴我，那時候我跟我父親說：就算下地獄我也會跟著你去。幸運的是，地獄正是我們嘗試逃離的地方。父親就是要逃出地獄。
我問：「可是我們要去哪裡？」
父親說：「我們要去美國。」
我追問：「為什麼是美國？」
他回答：「兒子，因為我們生來就是美國人，只是出生在一個錯誤的地方。」
父親很自然地回答我，自然得好像我問他天空是什麽顏色一樣。他很清楚為什麼我們應該去美國。在他的腦海裡，真的沒有別的選擇了。對父親是一件顯而易見的東西，我卻花了將近 20 年的時間才學會。但是，在此過程中，我不得不捨棄並重新學習很多東西。這個從來沒有獲得過自由，更沒有接受過所謂「教育」的人，怎會如此深刻、如此純粹地理解到這個道理，並把它表達得如此優美？正如美國開國元勛之一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所言，我父親理解的想法，與美國的立國根基一樣，是不言自明的。當然，我父親沒有研究過傑斐遜，更沒有研究過美國的《獨立宣言》，但他已經在內心深處明白暴政的含義。他渴望身處暴政的反面。對於眾多受壓迫的靈魂來說，這些不言而喻的真理和正義在美國的體現，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雖然哈佛大學的教授可能會嘲笑 1956 年的美國（或者今天的美國）不存在正義，但我父親會反而嘲笑他。父親會說，這樣的人，從來沒有在一個真正不公正的政權中受過苦。正如林肯（Abraham Lincoln）所說，美國對我父親來說是「地球上最後的、最好的希望」。
我想說，父親在他所在的時代和處境裏，成為了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人。在許多方面，父親確實是一個奇蹟。但父親想來到美國的想法並不特殊。他並不是唯一擁有這種想法的人。匈牙利的每個人 —— 至少包括每一個不相信共產主義的人 —— 都認同這種想法。對一些人來說，這是他們的本能。對於其他人來說，逃生是一種習慣或家庭教育。再對於其他人來說，這是通過書本學習到的。事實上，當時大多數匈牙利孩子（包括我自己）都讀過《黑奴籲天錄》、《大地英豪》、《湯姆歷險記》和《頑童歷險記》等美國經典文學作品。傑斐遜在《獨立宣言》中寫下那些不朽名言時也應該明白這一點。在某種程度上，不言而喻的真理的美妙之處，在於這些真理根本不需要任何人去特意教導，我們就能理解。我們不必以好像教授語法一樣的方式去教導人們真理的含義。真理並非我們強加給自己的人為事物。然而，我們必須理解這些真理。因為如果我們不完全理解真理時，而不少人卻認為真理是與生俱來、不可被剝奪的話，真理就很容易會被人遺忘。我的父親從來沒有享受過真理的恩惠，所以他根本不能奢望忘記真理。
赴美之路
當然，我們不能告訴任何人 —— 包括我的祖父母和叔叔 —— 我們要離開了。告訴他們的話，會使他們和我們都處於危險之中。在暴政中，你真的不能相信任何人。我們的親戚不知道我們在哪裡的話，對他們來說更好。如果他們不幸被共產黨查問，也能說出一個誠實的答案。因此，我們必須一無所有地離開。我和妹妹各有一個洋娃娃和一小袋衣服。我的父母只帶了一個小包裹。父親口袋裡有 17 張一美元鈔票，這是他多年來一直囤積的家當。他總是說，美元就如黃金一樣。火車上擠滿了許多其他類似行裝的人，大家都正前往奧地利邊境，但我們都一直低著頭，一言不發。俄羅斯人截停了火車，搜查可疑人物。我和妹妹很小的時候，就已經知道這意味著什麼。我們試圖保持安靜。我記得，有很多人在某一車站下車，但父親猛地搖頭。他知道這些乘客在想什麽，而且他知道，這對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來說是行不通的。我們如何到達邊境？父親有他自己的計劃。
當我們下火車時，我們前面仍有十五哩的步行路程。我們蜿蜒穿過一大片農田，盡我們所能避開所有乾草堆（眾所周知，俄羅斯人會在那裏埋伏） 。一路上，我們遇到了近 200 人 —— 所有人都在做同樣的事情，但大家幾乎什麼都沒說 —— 只是點頭打招呼，並繼續前進。 我記得，其中一件特別困難的事，就是即使聽到孩子的哭泣聲，也要儘量避開，因為這極可能是俄羅斯人設下的陷阱。然而，我們確實遇到了一個男孩，而他的父親早已被槍殺。我們日益壯大的行旅馬上歡迎他加入，而我父親似乎成為了這個隊伍的領導者。他的計劃看似十分成功。
我們在半夜通過一座小橋。有人聽到了，在橋的另一邊有人在說德語。那必定是奧地利的邊境哨所！當我們越過邊境線時，奧地利人要求我們拿出我們的隨身武器。當時我非常驚訝地發現，我們隊伍中的每個人都立即開始繳出手槍、刀具等武器。我們剛剛完成了一次異常勇敢的探險。
我們進入了奧地利的尼克爾斯多夫鎮（Nickelsdorf）。奧地利人把我們送到一個大穀倉裏過夜。我們在那裡睡覺，睡得很香。第二天早上，我們被轉移到茵斯布魯克（Innsbruck）附近的一個軍營。在接下來的將近一個月裏，我們在那裡定居下來了。父親出去找了份工作。我就專注於所有 10 歲男孩都會做的事情。我甚至和另一個拿走我腰帶的男孩打架。混戰中，我撞上了一扇玻璃門，下巴劃了一道大口子。我母親得悉後幾乎暈倒。我父親把我送到奧地利的急診室接受治療。我的父母從來不缺麻煩！
有時，來自不同國家的大使館官員會來到軍營裏面，並試圖甄別我們這些難民的最終目的地。畢竟，難民的旅程並不像隨便搭車去我們想去的地方那麼簡單。需要顧及的東西實在太多了。首先，大使館官員想知道你在其他國家是否有親戚。但我們沒有。德國大使館的人鼓勵我們在德國定居。因為我們有一個德語姓氏，所以如果我們定居德國的話，我們將能立即成為德國公民。但父親告訴他們我們不是德國人。父親非常確定自己想要什麼。但正如我所說，我們在美國沒有任何親戚。美國大使館的代表問父親：「你在美國認識任何人嗎？」最後，母親提醒我父親，我們在美國確實認識某個人。她跑回床舖，從她的小書包裡，拿出一張皺巴巴的舊名片。這張名片提醒了父親，他說：「有。我認識這個人。」他將加州洛杉磯縣 Dr. Joseph Moser, D.D.S. 的名片展示給大使館的人。父親解釋說，在這些年裡，我們沒有和他聯繫過。我們也不清楚他是否仍然健在，而且他可能已經不記得他當初的諾言。幸運的是，他仍然住在名片上的地方，而且他也願意贊助我們前往美國。感謝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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