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知道他們喜歡美國人的什麼。他們認為美國人直接和誠實。他們看著你的眼睛，告訴你他們的想法。美國人笑很多，經常大聲笑。他們的人生觀並不悲慘，沒有歐洲人的深度焦慮。美國人沒有焦慮。他們沒有花時間後悔過去；他們認為一切皆有可能。給美國人一個機會，他會抓住機會，實現他的抱負。
Peter W. Schramm
Peter W. Schramm 在共產黨控制的匈牙利長大。他和他的家人於 1956 年從匈牙利逃出，來到美國。
Schramm 從 1997 年到 2013 年擔任俄亥俄州愛西蘭大學（Ashland University）公共事務教育中心 Ashbrook Center 的執行總裁。在他的帶領下，Ashbrook Center 成長為一個全國性的組織，服務覆蓋所有 50 個州的教師、學生和公民。 Schramm 先生經常在課堂上親自挑戰和啟發的學生，務求令他們成為最好的公民。
Schramm 先生在 2015 年與世長辭。以下是Schramm 先生在 2006 年講述的故事。
我們都是美國人，只是生錯了地方。（上篇）
我們都是美國人，只是生錯了地方。（中篇）
我們都是美國人，只是生錯了地方。（下篇）
落戶加州
與 Moser 博士聯繫上後的一週內，我們就被轉送到德國慕尼黑，然後乘坐飛機前往紐約市。 我們在 12 月 24 日午夜前降落，也就是我十歲生日的第二天。 因為飛機在紐芬蘭中途降落加油，機上的孩子們都收到了聖誕禮物。我妹妹得到了一個洋娃娃，我就得到了一輛玩具軍用吉普車。 除了這些禮物，那個聖誕節我們還得到了自由。聖誕節早上，我們被送到美國陸軍在新澤西州的基莫營（Camp Kilmer），進行入境手續。
我對美國的最初和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就是營地內的匈牙利人在抱怨分配到的食物時所發出的匈牙利語埋怨聲。他們對玉米片感到異常震驚。因為在匈牙利，玉米片被認為是不適合人類食用的食物。我記得，那裡有一個士兵正在擦地板，他安靜地做著他的工作，而匈牙利人則以典型的匈牙利喧鬧方式無視他的存在。終於，那個士兵再也忍不住了，他轉身對著我們用完美的匈牙利語說：「如果你不喜歡這裡，那就坐飛機回家吧。」震驚之後是一片震耳欲聾的沉默。雖然我懷疑他可能是一名情報官員，但這名士兵後來聲稱他在匈牙利長大。他的父母是巡迴演出的音樂家，卻在匈牙利死於一場車禍。無論如何，他所言甚是。這位士兵讓我們感到謙卑。抱怨終於停止了 —— 或者至少減少了。能吃到玉米片，我們已經感到非常滿足。
幾週後，我們乘火車去了洛杉磯。在那裡，我們遇到了 Moser 博士和他的家人。所謂贊助，其實意味著他們必須保證我們一家人永遠不會成為美國人民的負擔。他必須為我們一家人找到居所，並養活我們。父母親很快就找到了工作。父親在當地報社找到一份搬運重物的工作，而母親則找到一份打掃房子的工作。不久，我們一家就買了一間沙灘小木屋，在那裡住了大約一年半。其時，我的父母已經設法存下了幾千美元，購買他們的第一家餐廳。我們開始走在美國夢的路上。
父親從事餐飲業，是因為他總覺得美國人都是好人，但他們都是糟糕的廚師！他從銀行貸款，以 3000 美元買下了這家位於 Pico Boulevard 的餐廳。我們全家人立刻動手。開業之前，我們更將這家餐廳改頭換面。開始營業後，我和妹妹負責洗碗，雙親負責廚房和待客。我記得「白菜釀肉卷」（stuffed cabbage）是我們菜單上最受歡迎的菜餚之一。那時，我已經為父母打菜單將近兩年了，直到一位常客吃這道菜 —— 菜單上最受歡迎的菜 —— 多年後終於向我指出，菜單實際上是寫「垃圾釀肉卷」（stuffed garbage）。顯然，英語還不是我們的母語。
由於我們到達美國時，我一句英語都不會說，因此僅根據我的數學成績，學校將我安排在 6 年級。在學校裏面，我坐在課室的最後面，而老師 —— 一個好人，我幾乎可以肯定，他被稱為「朋友先生」（Mr. Friend）—— 指派了一個名叫 Jeffrey 的紅髮雀斑男同學教我如何閱讀。我會根據匈牙利語的語音來閱讀這些英語詞彙。Jeffrey 會糾正我，並嘗試解釋這些詞語的意思。而我會模仿他。經過幾個月的艱苦努力，我開始明白了一些英語。我記得我不斷重複說的第一句話是，「滾出去！」（Ge out of here!）這句話是我從其他一些孩子那裡學回來的。我每天都會偷走他們的皮球，然後這些人就會對我這樣尖叫。那一年，雖然沒有任何人為我大聲疾呼要求為我開設雙語教育，但我成功融入了。在學年結束時，我終於取得勝利。我在一場戰鬥中擊敗了班上的惡霸 —— 他一直在毆打我，好像我是一個出氣筒一樣。這個孩子恰好名叫「大老粗」（Butch）。所有的孩子都為我鼓掌，而且他們還送了我一本關於棒球名將的書，每個人，包括「大老粗」，都在上面簽名留念。
美國人的教育
當我們一家搬到洛杉磯影視城（Studio City）並買了一家更大的餐廳時，我已大約是高中了。Schramm’s 匈牙利餐廳就在許多電影製片廠的對面，所以我們也招待了許多演員。我沒有去離我家只有幾個街區的北荷里活高中，而是去了荷里活高中。原因並非電影業的誘惑，而是 ROTC 計劃（預備軍官訓練團計劃）。荷里活高中有一個 ROTC 計劃，而北荷里活卻沒有。但諷刺的是，我在 ROTC 的最後一個學期，因為另一個匈牙利學生的關係而被縮短了。他剛從另一所高中轉校過來，而我們是同一級別的軍官。他決心成為營長，所以我們就頭銜發生了爭執。過了不久，我覺得這種鬥爭非常荒謬，我覺得十分煩厭。於是我放棄了 ROTC 並參加了國際關係課程。這個課程本身和 ROTC 的課堂時間相同，所以我原來沒有機會參加。我喜歡這節課；教授這個課程的老師比其他老師都認真得多。
除了我在 ROTC 的經驗，我只記得高中的另一堂比較重要的課。 我有一堂英語課，是由一個可憐的獨身女人教的。她十分嚴謹，所以沒有人喜歡她。我們這些不懷好意的學生（我的意思是男孩子，因為女孩子的性格通常比較溫和），總是在背後嘲笑這個女人。但在課堂上，我們都表現得非常有規矩，因為我們知道她是一位嚴肅的老師，也是她所教科目的狂熱分子。我們上課都非常留心。她的存在不容許我們有絲毫的鬼主意。
當課程快結束，我們讀完《凱撒大帝》和《哈姆雷特》後，她告訴我們必須背誦 40 行的莎士比亞，並在課堂上讀出。我選擇了 —— 也許是難以想像的 —— 哈姆雷特開頭的那句名台詞：「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Whether ’tis nobler in the mind to suffer/The slings and arrows of outrageous fortune,/Or to take arms against a sea of troubles,/And by opposing, end them. To die, to sleep—.」不管我朗誦得有沒有張力，我花了很多天的時間來掌握這些台詞。記憶的過程十分困難，但當我可以大聲朗讀時 —— 我的耳朵終於真正聽到詞彙、韻律和節奏 —— 當無知的妖魔漸漸遠去，那個時刻多麼美妙。我終於明白我在讀什麼，我在聽什麼。我不是說我明白了這些抽象的深意，而是我終於明白，這些不是狂妄的話語。它們很美，它們有意義，而且，我理解它們。我大約 17 歲，通過學習莎士比亞，我知道我終於懂了英語。雖然我仍然會用匈牙利語和英語思考，但我開始用英語做夢。莎士比亞本身對我來說確是一個奇妙的發現。
但是，我在學校裡有沒有學到關於這個偉大國家的任何知識？即使在 1960 年代初（「政治正確」還未如此流行之前），非常可惜的是，關於美國的研究不甚嚴謹。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存在很多謬誤。雖然我很早就對於歷史感到興趣，但奇怪的是，我對美國歷史不很感到興趣。 因為美國歷史看似不甚有趣。此外，令我驚訝的是，雖然與我自己的傾向和看法相反，但我了解到美國其實是一個非常虛偽的地方。一位歷史教授告訴我，如果我想瞭解林肯，我只需要知道他是個種族主義者就足夠了。他還說，關於林肯的任何其他事情，我都不需要知道。於是，我將目光投向了研究歐洲歷史，因為歐洲歷史充斥著暴君的故事，而且不受虛偽的學說影響。
我著眼於研究歐洲歷史，我會埋頭苦幹研究歐洲歷史。我一直都是一個貪婪的讀者。我不斷增長的藏書一直以來都是我父親感到惱怒的根源，而今天，變成了我妻子的一個煩惱。我在十幾歲的時候就開始累積書籍。我一直在為父母打工賺錢，但我不會把錢花在汽車或衣服上，而是買書。擁有和閱讀自己的書對我來說有特別的意義。我從不喜歡使用圖書館。我一直認為，有些東西不應該分享，這也許是年輕時我對共產主義政治宣傳的一個自然反感吧。至少，有些東西我不喜歡和任何人分享。我喜歡聞書、撫摸書、保留書本，將書本放回書架上，有時只是隨便打開書本，然後就開始閱讀。我幻想著這些書成了我的朋友，我就是捨不得和他們分開。我閱讀不為別的，就是為了自己，因為我喜歡它。我不認為學習是一種職業或工作。我沒有考慮過讀大學，甚至沒有嘗試去理解過大學是什麼一回事。
1964 年我從荷里活高中畢業時，我是班上 740 名學生中的一員。因為校園裡沒有可以容納這麽多人的設施，所以我們在荷李活露天劇場（Hollywood Bowl）舉行畢業儀式。我不知道大學是什麼一回事，但我認識的很多朋友都會去大學，而且我的成績足以進入聖費爾南多谷州立學院（現在的加州州立大學北嶺分校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Northridge）。我可以上學並繼續為我的父母工作，所以我報名入學了。 當我開始上大學時，我只上了我覺得有趣的課程。我沒有什麼計劃或專業，但最終我發現，我必須選擇一個。所以我選擇了政治學。
我上了很多 Noonan 教授的政治學課程。他是一名普通的自由主義者，但他看起來十分聰明，我很喜歡他的課。他教授所有與歐洲政治有關的課程。有一天，我坐在他的課堂最後虎面，他正在談論到法國政治，班上的一位女同學（她恰好是一名以色列人）提出了一個提到上帝的問題。Noonan 一愣，冷冷的回答道：「信神的人，都該滾出我的教室。」那個同學無語了。 我也感到震驚。我不太知道我該做什麽。他是認真的嗎？ 最後，只有我和那個女同學離開了房間。 她淚流滿面。我受不了。於是我將我的的專業改為歷史。
這些年來，一部分是出於我的經驗，一部分是出於真正的好奇心，我一直對美國政治保持著興趣。我積極參與共和黨政治。1964 年，我為貝利・高華德（Barry Goldwater）助選總統大位。共和黨的反共立場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我和我的家人。我們不認為民主黨人完全理解到敵人。但顯然，除此之外，我的政治思想仍然很幼稚。由於我在年輕共和黨人中非常積極，我參加了一些名為 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 的研討會。他們為來自全國各地大學的學生提供了與一些領先的保守派教授會面和學習的機會。1965 年，在其中一個夏季研討會上，我第一次見到了 Harry V. Jaffa。他正在教一門關於莎士比亞的課，而 Martin Diamond 則教授一門關於《聯邦黨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的課。大約在同一時間，我看到了《校際評論》雜誌的第一版和當時剛開始創立的《國家評論》雜誌。同樣，我接觸到了來自克萊蒙研究大學（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的學生和老師，他們是我有幸見到的最嚴肅的人之一。其中之一就是Bill Allen。我在 1966 年夏天的一次 ISI 研討會上認識了他，我們成為了朋友。我們都致力於讓朗奴・列根（Ronald Reagan）當選加州州長。我開始覺得，在許多方面，像克萊蒙研究大學的學生那樣思考政治更有趣而且更重要，而不是像我以前那樣積極參與政治。我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做到這一點。但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會正式加入克萊蒙研究大學。我認為他們在外面所做的事情是如此重要而且如此崇高，以至於它在很多方面都超出了我的能力範圍。
但是，我卻花了很多時間在克萊蒙閒逛，儘管我仍然在北嶺就讀。你必須明白 —— 我不知道研究院是什麼，我甚至不了解大學畢業的概念。我只是喜歡閱讀、學習和與做同樣事情的人交談。我是一個沒有計劃的自由人。
同時，1960 年代如火如荼。我父親和我對某些事情有明確的看法 —— 特別是當這些事情與自由對抗暴政、美國對抗共產黨，以及越南戰爭是否必要有關時。我們都贊成戰爭。反戰示威活動使我們感到憤怒。尤其是那些口號，實在令人反感。不管他們說什麼，當左翼團體聚在一起高呼時，聽起來總是像「Sieg Heil！」（納粹勝利萬歲！）。我記得當他們開始用「k」字拼寫 America 時，我特別生氣，弄得美國好像是一個法西斯國家一樣。我清楚地記得，我的父母真的認為這個國家正在分崩離析。尤其是我的父親，認為美國人正在越南打的戰爭不夠聰明，更缺乏氣概 —— 他們只是在小打小鬧，而不是像他們想要打贏仗的那樣打。過了一段時間後，我應該不會被徵兵，但我還是加入了國民警衛隊。學校裡發生了暴力和示威，甚至發生了爆炸事件。儘管如此，有我們這種背景的人很難失去幽默感。我記得有一次，我父親和我在看電視新聞時，一名美國飛行員在做了一件我父親認為特別愚蠢的事情後被擊落。他堅信，如果美國人輸掉了戰爭，那將是因為美國用來打擊暴君的錘子太軟了。我們繼續看著新聞，當我父親正在侮辱所有一生下來就是美國公民缺乏男子氣概和智慧時，記者開始採訪這位飛行員。記者問這位飛行員，他是如何陷入這種境地的。當他摘下頭盔開始講話時，儘管我可能冒犯了我的父親，但我忍不住大笑……飛行員說話時帶著最濃重的匈牙利口音！那是我父親最後一次侮辱美國人的男子氣概和智慧！
醜陋的歐洲人
1968 年（就讀大學四年後，理論上我應該已經畢業），我決定去德國學習德語。 原因？我只是覺得這會非常有趣。你可要知道，我是一個沒有計劃的自由人。
我住在慕尼黑。這是我十歲離開歐洲後的第一次歐洲之旅。雖然我去歐洲的原因是為了學習德語，但我繼續留在歐洲的原因是為了瞭解歐洲人、他們的習慣和生活方式、以及他們豐富的歷史。最後，我瞭解到歐洲人如何看待美國，因此也更明白我為什麼愛美國人。但最重要的是，我變得更加理解歐洲人，更明白為什麼我不再是一個歐洲人。
我當時學到的東西，放在現在的環境仍然是準確的。並有助我們解釋最近在伊拉克問題上的一些分歧，以及美國外交政策的總體情況。例如，法國人想要打破美國在世界上的權力壟斷，本身具有地緣政治原因。但這裡還有更重要的東西在起作用 —— 某些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智慧和道德習慣。正如我在 1968 年訪問歐洲時第一次觀察到的那樣，許多歐洲人認同美國的權力和財富，但蔑視（他們所認為的）美國的無知。這兩件事結合起來變成怨恨，而這種怨恨是由歐洲大陸哲學的深淵所滋養的，而這是美國人不認同的世界觀。在我看來，這似乎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在德國是艱難而孤獨的一年。我 22 歲時，進入了慕尼黑大學學習以提高我的德語水平，並參加了一些哲學研討會。我來到德國時，口袋裡只有大約 75 美元，所以我需要一份工作。我托我唯一的朋友獲得了一份工作。他的名字叫Tibor Tollas，是一名匈牙利流亡詩人。他在洛杉磯時總是在我們的餐廳吃飯，所以他一早是我們一家人的朋友。Tibor 每隻手只有兩隻手指。納粹份子砍掉了他左手上的三隻手指。因為他的政見，共產黨人砍掉了他右手的其餘三隻，還辯稱是為了使他的手顯得更加對稱。Tollas 先生收留了我，所以我才可以繼續在德國研究。
他為我找到的工作異常艱苦。我每週工作 6 天，每天工作 12 小時，時薪只有 75 美分。但這個報酬卻足夠支付我房間的租金（每天 2 美元）。我在慕尼黑的市場從貨車上卸下香蕉，我更可以免費吃飯。香蕉是免費的，要喝汽水或啤酒的話，店主只收取 15 美分。
當然，這是非法打工。他們稱之為黑工；這是不公開的，我得到現金報酬。我被聘請只是因為我沒有告訴他們我是一名美國學生；如果他們知道，他們永遠也不會僱用我。我告訴他們我是一個匈牙利難民，所以他們願意提供幫助。我的同事都是流浪漢，德國流浪漢（我們現在稱他們為無家可歸者）。雖然他們聞起來很臭，喝很多酒，睡在公園的長椅上，但我還是喜歡他們。當我終於弄清楚工作時他們在哼什麼歌時，我變得特別喜歡他們。他們一邊唱著美國歌曲，一些老歌，比如 The Yellow Rose of Texas。
和他們一起工作了幾個星期後，我們混熟了。我問他們為什麼會唱美國的歌。原來他們是二戰的士兵，是第一批被美國人俘虜的德國人。他們被送往德克薩斯州的一個戰俘營。他們在德克薩斯州度過了整個戰爭，他們學習英語，而且喜歡我們的歌曲。而且因為這是一個美國戰俘營，他們能夠離開營地，在城裡找到工作，結識真正的美國人。他們四個都說這是他們一生中最好的經歷。他們說，他們愛美國人。
我想知道他們喜歡美國人的什麼。他們認為美國人直接和誠實。他們看著你的眼睛，告訴你他們的想法。美國人笑很多，經常大聲笑。他們的人生觀並不悲慘，沒有歐洲人的深度焦慮。美國人沒有焦慮。他們沒有花時間後悔過去；他們認為一切皆有可能。給美國人一個機會，他會抓住機會，實現他的抱負。我的德國朋友稱之為「真實的自由」。這些美國人過著自由人應該過的生活。他們謙虛，從不霸道，毫不吝嗇，而且非常慷慨。儘管這些人是與美國交戰國家的士兵，但美國人從未說過他們討厭德國人。他們說：「然而美國人確實一直在問我們，我們為什麼會找到希特拉成為我們的領導者。這讓我們開始思考。」
他們說，美國的每個人看起來都很年輕。他們有一種活潑，一種睜大眼睛的青春，彷彿他們從未經歷過失望和失敗，更沒有理由認為他們會經歷過。他們精力十足，充滿活力。他們認為人們應該有機會表現出色。這些美國人在世界各地漫遊，好像沒有人試圖阻礙他們的進步、他們的野心和他們在世界上的道路。德國人說，美國的孩子很成熟，就好像這些孩子和他們一樣的成熟。
我用結結巴巴的德語談論了這些問題。過了一會兒，我覺得，在道德上我不得不告訴他們我真正的身份：我是美國人，而且我會說英語。他們歡呼不絕！他們很高興，並說他們的英語比我的德語好得多了。於是，我們繼續用英語交談。
多年來，我在其他的旅途中，增加了我對美國人的認識。儘管沒有人可以否認我那些無家可歸的朋友所理解的美國性格，但他們在這種觀點中加入了一些自己的見解。曾經的美德現在變成了惡習。我遇到的許多法國人認為，美國人貪錢，他們感興趣的只是賺錢。美國充滿了無盡的商業喧囂。所以美國人工作太辛苦，不懂休閒。美國人的文化很少，他們的舉止不堪入目。美國人不夠成熟，沒有學識。美國人對自己的歷史知之甚少，對別人的歷史更是一無所知。美國人從來沒有受過苦，所以他們缺乏深度。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美國人沒有什麼偉大的文學作品，也不像歐洲人那樣熱愛博物館。
我記得有一個人想我說，他不能理解這些不同背景、不同膚色的人如何像普通公民一樣一起生活；他想知道原因。他最終判斷，這是不可能的。他從來不理解美國存在的原因、想法、「電線」（正如林肯所說的那樣），這正是美國愛國主義的真正基礎。他認為美國分崩離析是必然的，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他認為，沒有同胞的概念，沒有共同歷史，這將是美國崩潰的原因。
後來，我終於明白到，將所有關於美國的批評結合在一起的話，歸根究底就是怨恨和嫉妒。美國十分強大，而美國人自認比其他人特別。我們聲稱要建立一個 Novus Ordo Seclorum（美國國徽上的格言：時代新秩序），就好像我們已經重塑了世界。我們嘲笑舊大陸古老又疲憊。而我們就像孩子一樣，無法欣賞父母的清醒和有教養的方式。這些歐洲父母嫉妒他們精力充沛、雄心勃勃的孩子。這個孩子變得太強大、太富有、太有野心了。孩子越有能力和願意幫助父母，父母就越怨恨。然而，父母們卻不得不承認，在這些朝氣蓬勃的年輕人身上，他們的活潑和直截了當的作風，有一些特別有趣和吸引人的東西。他們覺得，這些年輕人必須受到控制。
多年來，我開始看到這種歐洲思維方式的哲學基礎，以及他們為什麼不喜歡我們美國人的那一套。歐洲人試圖證明，所有哲學問題和人類生活都可以歸結為深刻的 Grundproblemen（基本問題），然後歸結為虛無主義的絕望。因為在完全啓蒙的過程中，歐洲人擺脫了對善與惡、對與錯的所有幻想。但我們美國人不認為是這樣的，所以我們感受不到絕望。我們這些頭腦簡單卻實際的美國人，怎麼能理解人類的深度呢？我們美國人堅持守護自由與正義、勇氣與節制。因此，我們美國人不能像對待自己那樣認真對待歐洲人。我們美國人認為他們歐洲人的老練是虛偽的；他們是整天坐在咖啡館裏拉家常。除了獲得權力、古拉格（勞改營）、和集中營外，他們無處可去。另一方面，我們認為平等和自由具有倫理和政治含義；我們願意為使人自由而戰。我們美國人仍然是笑得太大聲的樂觀主義者，我們仍然和馬克吐溫一樣認為，沒有什麼東西能夠抵擋笑聲的衝擊。
我和德國人和東歐人相處了很多時間，頭四個月左右，沒有和一個美國人說話。到了初春，我變得非常想家。看看「鄉愁」（homesickness）這個詞，這是離家出走帶來的疾病。我再說一遍，這是一種疾病。我以前從未病得這麼重。身體上感覺像暈船。我的頭病了，整個心都軟了。我並非思念美麗的南加海岸線，也並非想念大車或漢堡包。我想念美國人，想念我喜歡的人和某種品質的人。我想念我的同胞 —— 美國人。
在疾病初發時，我幾乎本能地開始尋找美國人。但我找不到。隨著病情的發展，我開始有意識地尋找美國人。我去了（我認為）他們可能去的地方。唉，沒有美國人。我堅持下來。 我繼續找。但什麼都沒找到。事情變得如此糟糕，以至於我無法入睡。我會在半夜醒來，睜大眼睛，在城市裡徘徊。什麼都沒有。我養成了半夜去市中心火車站的習慣（這是少數幾個通宵營業的地方之一）。我會坐下來喝咖啡，和在那裡的任何人交談；他們大多數是性格有問題的德國人，他們喝太多啤酒了。有時我們會談論美國；但沒有一個美國人。
一天晚上 —— 很晚了，應該是凌晨 3 點，我從車站回家，拐了個彎，驚呆了。有一個人走在我面前，朝著我要去的方向走去。街上沒有其他人。我在他的背上凝視了一秒鐘，再過一秒鐘，我就跑向那個人，因為我意識到 —— 在一種洞察力中 —— 這是一個走著路的美國人。我突然停在他的左邊，喘著粗氣，脫口而出，「拜託，我是一個美國人，我需要和你談談。拜託。你介意我陪你走一會兒嗎？」不用說，這個男人很驚訝，但他很快就恢復了鎮定，大度允許我和他一起走路、交談。談話不是關於什麼奧秘，也不是最新的政治新聞，不是鍍金但不會飛的蝴蝶，也不是美國壯麗的故事。不，這是關於他的家鄉聖路易斯，紅雀棒球隊，以及為什麼國家聯盟（National League）比美國聯盟（American League）優勝（作為紐約洋基隊的球迷，我對此提出異議）。這是關於小事的談話。但這已經足夠了，隨著談話的每一步，每一句話，我趕到疾病離開了我的靈魂，我開始恢復健康。哦，多麼美妙啊，痊癒了！我想把帽子掛在新月上！一個小時後，我們分別了；他以他自己的方式給了我一份禮物。我又完整了。當時我非常開心。
第二天（白天），我走在街上，注意到三個男人走在我前面幾碼處（他們碰巧是黑人），所以我三步拼作兩步準備向他們打招呼，期待著他們的問候時，我聽到他們用匈牙利語交談！我很震驚，但也決定與他們交談（起初是用德語，因為他們不會說英語），才發現他們來自非洲加納，在布達佩斯學習法律（真是太神奇了！），並在慕尼黑旅遊。 順便說一句，他們的匈牙利語說得完美無瑕。 所以我們分別了，當他們繼續走的時候，我看著他們從後面離去。我意識到他們不可能是美國人，我在想為什麼我沒有發現？他們走路的姿態，彷彿他們的家不再在城市裏，更不在這個世界上，彷彿天空隨時會跌落在他們身上，彷彿頭頂有團雷雲，而不是耀眼的太陽，彷彿他們害怕令眾神不悅。
從那以後，每當我感到一絲病痛要攫取我的靈魂時，我就會冒險進入人群中，睜大眼睛尋找那些站得高、走路有目的、無所畏懼、甚至有一種詼諧的人。 即使我不與他們交談，只要知道他們在附近就足夠了，並且在必要時，我可以與他們交談，感到好像回到美國一樣。
然而，在我真正回去美國之前，我覺得有必要至少嘗試去匈牙利，拜訪我年邁的祖母。我的詩人朋友 Tibor Tollas 有一張去布達佩斯的東方快車單程票，他把票讓給了我。當然，取得車票之外，我其實沒有考慮這個計劃可以如何實施。像往常一樣，我幾乎沒有錢。但沒關係，這是一張單程票，我沒有回來的計劃。這是1968年！俄羅斯的共產黨人正在進入捷克斯洛伐克，美國人（尤其是前匈牙利裔美國人）和東歐共產主義的官僚之間沒有失去情感。當然，我有護照，但我對獲得訪問共產主義國家的簽證的必要或程序一無所知。所以我就拿著我的票上了火車，然後就走了。
當然，這列火車非常華麗。只要能坐上它，我所經歷的一切幾乎是值得的。但不可避免地，當我發現我沒有合適的文件繼續進行旅程時，我被趕下了火車。東方快車在匈牙利邊境前約十哩處意外停靠，只是為了讓我下車！他們解釋說，火車一進入匈牙利，我就會被逮捕，因為我沒有簽證。我發現自己在一些玉米農地中間，於是開始徒步。我找了一輛車帶我去邊境，在那裡我就可以獲得簽證。他收了我大約 50 美元。我還剩大約 20 元。走進匈牙利邊境站，我現在已經完全美國化的心靈感到十分震驚。那裡有警衛塔，所有的匈牙利士兵都拿著機關槍。他們很不愉快。當我說我只是想去看望我的祖母時，他們不相信我。他們剝光了我的衣服，檢查了我的東西，問了很多關於我學習什麼以及和誰一起學習的問題。當然，他們也不相信我到慕尼黑只是為了學德語。他們認為，這是一場更大的詭計。幾個小時後，我準備重新開始我的旅程。問題是我無法到我的故鄉 Gyor ：沒有巴士，沒有的士，沒有火車。我想了一會兒，當我意識到我必須走二十哩左右時，我發現一對夫婦，上了他們的車，車上掛著加拿大車牌。他們正要開車去布達佩斯。我解釋了我的困境，而 Gyor 正在他們的旅程中途，於是我搭便車。我在傍晚時分到 Gyor，在鎮中心下車。我能夠找到去我祖母家的路線，然後走了幾個街區。當我走近那棟樓時，我想起了它，走進去，找到她的公寓，敲了敲門。我應該提一下，我的祖母不知道我會來。她打開門，差點昏了過去。醒過來後，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此時我當然不是處於最佳狀態！）並說：「哦，我的主，您已成為一個美國紳士。」祖母在紳士方面的理解可能不太對 —— 至少在那個時候不是這樣 —— 但她對最重要一點的看法是正確的。我變成了一個美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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