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说：「我们要去美国。」
我追问：「为什么是美国？」
他回答：「儿子，因为我们生来就是美国人，只是出生在一个错误的地方。」
Peter W. Schramm
Peter W. Schramm 在共产党控制的匈牙利长大。他和他的家人于 1956 年从匈牙利逃出，来到美国。
Schramm 从 1997 年到 2013 年担任俄亥俄州爱西兰大学（Ashland University）公共事务教育中心 Ashbrook Center 的执行总裁。在他的带领下，Ashbrook Center 成长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服务覆盖所有 50 个州的教师、学生和公民。 Schramm 先生经常在课堂上亲自挑战和启发的学生，务求令他们成为最好的公民。
Schramm 先生在 2015 年与世长辞。以下是Schramm 先生在 2006 年讲述的故事。
【简体中文】我们都是美国人，只是生错了地方。 （上篇）
【简体中文】我们都是美国人，只是生错了地方。 （中篇）
【简体中文】我们都是美国人，只是生错了地方。 （下篇）
前言
我的父亲威廉・施拉姆（William Schramm）不是一名技工，更不是一名工程师。但在二次世界大战后 1946 年的匈牙利，他设法用废旧零件制造了一辆汽车。实际上，它只不过是一台带有四个轮子和尾部平板的发动机。除了军车和家父的这台「车」，在匈牙利的街头上，汽车极为罕见。你根本无法找到汽车；即使你找到了，但你也没有工作，因此也没有钱可以购买一台汽车。家父当年仍然年轻，但已经负起不少责任，要养活不少家人了。还有当然，我马上就要出生了；又多一个非常饥饿的嘴巴要喂饱。但家父一直有一种进取和创业的精神。于是他造了这台车，在乡下到处捡垃圾，卖垃圾。这样，我们才可以活下来。
一次捡垃圾途中，父亲遇到了一名男子。他站在一台似乎已经故障的大众甲虫车前面。父亲觉得很新奇，而这个男人也显得很懊恼（甚至是绝望），于是父亲停了下来。这台车的司机原来是一名休假中的美国军官，而他恰恰又在匈牙利出生。这名休假中的美国军官原来正在他的故乡旅游。父亲帮这位军官修理好车，而军官则主动提出以美元作为报酬。你要知道啊，在那个时代，几块美元就像一袋纯金一样珍贵。但是父亲的自尊心很强，所以他没有接受报酬 —— 尽管他多么需要钱。然而，这位军官十分感激，于是把他的名片递给了父亲。上面写着：Dr. Joseph Moser, DDS, Hermosa Beach, California。这位军官认真地跟父亲说：「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尽管给我打电话。」父亲没有拒绝，他接过名片，然后交给我母亲。在接着的十年里，她一直将这张名片珍而重之，好好保管着。
匈牙利革命
时为 1956 年末，距离我的十岁生日还只有几周的时间。目标打到苏联共产党的匈牙利革命正在如火如荼。据估计，两周内有超过20,000名自由战士和1,500名苏联士兵丧生。我们 —— 也就是说我的父母、我的姐姐（当时四岁）和我 —— 和我的祖父母（父亲的父母）和我的叔叔（父亲的兄弟）在布达佩斯东部火车站附近的广场上合住在一间小公寓。
革命者正计划占领这个火车站，所以苏联人在那里放置了几辆坦克，而我们都不能离开公寓。公寓的窗外发生了很多激烈的战斗。到处都是尸体。其中一个就在我们的窗前呆了起码五天。经过大约一周半的时间，我们终于可以出门了 —— 但只能出门购买必需品。当我们四处走动时，我看到一辆苏联运兵车的后部堆满着骸骨，异常恐怖。似乎每一副骸骨身上都覆盖着大约两吋的黑色天鹅绒。后来，我得知这些可怜的灵魂是被汽油弹活活烧死的。
除了这些恐怖事情之外，我们碰到你能想像中的所有困难 —— 从哪里获得干净的食水、食物、卫生用品，等等。更糟糕的是，尽管苏联人最终撤出了我们附近的地区，但是苏联正在节节胜利。革命将会失败，苏联人和共产党会凯旋而归。我们家在匈牙利多年来所经历过的恐怖 —— 先是在纳粹统治下，然后是在苏联统治下 —— 如果我们一家仍然留在匈牙利的话，根本无法与之相比。当我们从未在正常的社会生活过时，或许能够容忍社会不公。但这场革命却激起了我父亲心中几乎已被遗忘的一个渴望……这就是「希望」。
匈牙利一直不是适合我们一家居住的好地方。父亲生于 1922 年，正正就在摧毁了欧洲中心的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所有事情很异常艰苦。因为我的祖父是一名 1919 年共产主义革命的积极参与者，所以受到当时统治的法西斯分子追捕。到我父亲十几岁的时候，经历经济大萧条的重创，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是英国首相丘吉尔所说的三十年战争的第二部份。对于被雄心勃勃的大国所包围的小国来说，世界大战是不愉快的。匈牙利也不例外。
匈牙利被迫选择归边，而他们选择了纳粹德国，却同时希望西方获胜。父亲被列入防空火炮部队之中。他喜欢这个部队，因为他们可以假装击落美国飞机，同时他们也知道美军的 B-17 通常都飞得很远，根本打不到。父亲知道他不会到伤害好人，但同时也能尽职尽责。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而且，美国人通常只是在前往德国的途中飞越匈牙利西部。美军很少在匈牙利投下炸弹。
在 Gyor，即我出生和我们居住的地方（约十万人口，就在奥地利东部通往布达佩斯的路上），唯一值得轰炸的是一家兵工厂。那家工厂已经被改建，制造德国梅塞施密特（Messerschmitt）飞机。那时，这家工厂雇用了大约 10,000 名员工，其中也包括我父亲。当美国人决定轰炸工厂时 —— 应该在 1944 年 —— 他们首先投下了数千张传单，通知大家：因为他们即将炸掉工厂，而美军不希望有任何无辜的人受伤，所以当天不要上班。传单上说，轰炸将在中午开始。
父亲相信美国人。所以他没有去工厂上班。然而，德国人坚持要每个工人都进入工厂并继续生产。纳粹分子用刺刀把人们包围，包括我父亲。他们甚至威胁道，会将不进去工厂的人排成一列并随之枪毙。除了十几个人之外，其他人都进去了。那十几个顽固的人靠着工厂的墙壁，排成一列。德国人准备行刑。当他们即将开始时，美军炸弹适时落下，哀鸿遍野。人们争相走避，当然也包括准备向工人行刑的德国士兵。在工厂里面的人几乎无一幸免。不愿意进入工厂的十几个人，其中包括我的父亲，而他幸免于难。其时一分不差，正在中午。
战争摧毁了人间，而战争的结束并没有带来多少改变。当共产党在 1949 年控制了这个国家时，我父母的小纺织店（大约是我客厅的一半大小）和里面的所有东西都被从共产党夺走了。父母被认定为「资产阶级」，共产党这种暴政认为「资产阶级」是危险的。因有人举报父亲，告发他称共产党为暴政，而他确实有这样做过，我父亲于是因「散布谣言」的罪名被判入狱一年。出狱后，父亲从事清洗窗户的工作，也非法酿造了一些威士忌贩卖。他继续活下来，他的家人也继续活了下来。
同年，即 1949 年，我的祖父被共产党判处十年苦役。罪名是，因为他拥有一面美国国旗（像我们在 7 月 4 日独立日庆祝时挥舞的那种小旗，或者我们用来在墓地悼念阵亡将士的那种）。父亲当时试图说服我母亲离开，但没有母亲没有答应。母亲和她的家人和朋友关系非常紧密，所以她不想跑。在对我祖父的审判中，共产党人问我祖父：「你为什么会有一面美国国旗？你是间谍吗？」祖父回答说：「美国国旗，比我所知道的任何其他东西，都更能代表自由。而且我有权拥有它。」1956 年，当我的祖父从劳改营提前获释时，他已经被摧残得像一个种族大屠杀的受害者一样。回到家时，他问我们的第一件事，不是别的，而是问我们那面美国国旗还在吗？当然，美国国旗没有了。很久以前就被没收了。但我父亲不想伤他父亲的心，所以他设法找到了另一面星条旗。我们把这面旗秘密藏着，拿了出来。我虽然还年轻，但我体会到说真话有时可以非常复杂。看到那面旗帜，我祖父这么多年的痛苦和折磨好像消除了不少。这面旗帜在他身上燃起了希望，也激起了我父亲心中的义愤。
随着反共革命的失败，我父亲终于忍无可忍了。有一次，他出去买面包时，一枚手榴弹落在了他旁边。但奇迹出现，手榴弹没有引爆。刹那间的火花反而激起了我父亲的心灵。他回到家，向我母亲说，他受够了。不管母亲会不会跟着一起走，他都会离开这个国家。母亲说：「好的，威廉。如果彼得（就是我）同意，我们会跟着你走。问彼得去。」
虽然我已经不记得我说过这些话，但母亲告诉我，那时候我跟我父亲说：就算下地狱我也会跟着你去。幸运的是，地狱正是我们尝试逃离的地方。父亲就是要逃出地狱。
我问：「可是我们要去哪里？」
父亲说：「我们要去美国。」
我追问：「为什么是美国？」
他回答：「儿子，因为我们生来就是美国人，只是出生在一个错误的地方。」
父亲很自然地回答我，自然得好像我问他天空是什么颜色一样。他很清楚为什么我们应该去美国。在他的脑海里，真的没有别的选择了。对父亲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东西，我却花了将近 20 年的时间才学会。但是，在此过程中，我不得不舍弃并重新学习很多东西。这个从来没有获得过自由，更没有接受过所谓「教育」的人，怎会如此深刻、如此纯粹地理解到这个道理，并把它表达得如此优美？正如美国开国元勋之一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所言，我父亲理解的想法，与美国的立国根基一样，是不言自明的。当然，我父亲没有研究过杰斐逊，更没有研究过美国的《独立宣言》，但他已经在内心深处明白暴政的含义。他渴望身处暴政的反面。对于众多受压迫的灵魂来说，这些不言而喻的真理和正义在美国的体现，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虽然哈佛大学的教授可能会嘲笑 1956 年的美国（或者今天的美国）不存在正义，但我父亲会反而嘲笑他。父亲会说，这样的人，从来没有在一个真正不公正的政权中受过苦。正如林肯（Abraham Lincoln）所说，美国对我父亲来说是「地球上最后的、最好的希望」。
我想说，父亲在他所在的时代和处境里，成为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在许多方面，父亲确实是一个奇迹。但父亲想来到美国的想法并不特殊。他并不是唯一拥有这种想法的人。匈牙利的每个人 —— 至少包括每一个不相信共产主义的人 —— 都认同这种想法。对一些人来说，这是他们的本能。对于其他人来说，逃生是一种习惯或家庭教育。再对于其他人来说，这是通过书本学习到的。事实上，当时大多数匈牙利孩子（包括我自己）都读过《黑奴吁天录》、《大地英豪》、《汤姆历险记》和《顽童历险记》等美国经典文学作品。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写下那些不朽名言时也应该明白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不言而喻的真理的美妙之处，在于这些真理根本不需要任何人去特意教导，我们就能理解。我们不必以好像教授语法一样的方式去教导人们真理的含义。真理并非我们强加给自己的人为事物。然而，我们必须理解这些真理。因为如果我们不完全理解真理时，而不少人却认为真理是与生俱来、不可被剥夺的话，真理就很容易会被人遗忘。我的父亲从来没有享受过真理的恩惠，所以他根本不能奢望忘记真理。
赴美之路
当然，我们不能告诉任何人 —— 包括我的祖父母和叔叔 —— 我们要离开了。告诉他们的话，会使他们和我们都处于危险之中。在暴政中，你真的不能相信任何人。我们的亲戚不知道我们在哪里的话，对他们来说更好。如果他们不幸被共产党查问，也能说出一个诚实的答案。因此，我们必须一无所有地离开。我和妹妹各有一个洋娃娃和一小袋衣服。我的父母只带了一个小包裹。父亲口袋里有 17 张一美元钞票，这是他多年来一直囤积的家当。他总是说，美元就如黄金一样。火车上挤满了许多其他类似行装的人，大家都正前往奥地利边境，但我们都一直低着头，一言不发。俄罗斯人截停了火车，搜查可疑人物。我和妹妹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们试图保持安静。我记得，有很多人在某一车站下车，但父亲猛地摇头。他知道这些乘客在想什么，而且他知道，这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是行不通的。我们如何到达边境？父亲有他自己的计划。
当我们下火车时，我们前面仍有十五哩的步行路程。我们蜿蜒穿过一大片农田，尽我们所能避开所有干草堆（众所周知，俄罗斯人会在那里埋伏） 。一路上，我们遇到了近 200 人 —— 所有人都在做同样的事情，但大家几乎什么都没说 —— 只是点头打招呼，并继续前进。我记得，其中一件特别困难的事，就是即使听到孩子的哭泣声，也要尽量避开，因为这极可能是俄罗斯人设下的陷阱。然而，我们确实遇到了一个男孩，而他的父亲早已被枪杀。我们日益壮大的行旅马上欢迎他加入，而我父亲似乎成为了这个队伍的领导者。他的计划看似十分成功。
我们在半夜通过一座小桥。有人听到了，在桥的另一边有人在说德语。那必定是奥地利的边境哨所！当我们越过边境线时，奥地利人要求我们拿出我们的随身武器。当时我非常惊讶地发现，我们队伍中的每个人都立即开始缴出手枪、刀具等武器。我们刚刚完成了一次异常勇敢的探险。
我们进入了奥地利的尼克尔斯多夫镇（Nickelsdorf）。奥地利人把我们送到一个大谷仓里过夜。我们在那里睡觉，睡得很香。第二天早上，我们被转移到茵斯布鲁克（Innsbruck）附近的一个军营。在接下来的将近一个月里，我们在那里定居下来了。父亲出去找了份工作。我就专注于所有 10 岁男孩都会做的事情。我什至和另一个拿走我腰带的男孩打架。混战中，我撞上了一扇玻璃门，下巴划了一道大口子。我母亲得悉后几乎晕倒。我父亲把我送到奥地利的急诊室接受治疗。我的父母从来不缺麻烦！
有时，来自不同国家的大使馆官员会来到军营里面，并试图甄别我们这些难民的最终目的地。毕竟，难民的旅程并不像随便搭车去我们想去的地方那么简单。需要顾及的东西实在太多了。首先，大使馆官员想知道你在其他国家是否有亲戚。但我们没有。德国大使馆的人鼓励我们在德国定居。因为我们有一个德语姓氏，所以如果我们定居德国的话，我们将能立即成为德国公民。但父亲告诉他们我们不是德国人。父亲非常确定自己想要什么。但正如我所说，我们在美国没有任何亲戚。美国大使馆的代表问父亲：「你在美国认识任何人吗？」最后，母亲提醒我父亲，我们在美国确实认识某个人。她跑回床铺，从她的小书包里，拿出一张皱巴巴的旧名片。这张名片提醒了父亲，他说：「有。我认识这个人。」他将加州洛杉矶县 Dr. Joseph Moser, D.D.S. 的名片展示给大使馆的人。父亲解释说，在这些年里，我们没有和他联系过。我们也不清楚他是否仍然健在，而且他可能已经不记得他当初的诺言。幸运的是，他仍然住在名片上的地方，而且他也愿意赞助我们前往美国。感谢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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