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知道他们喜欢美国人的什么。他们认为美国人直接和诚实。他们看着你的眼睛，告诉你他们的想法。美国人笑很多，经常大声笑。他们的人生观并不悲惨，没有欧洲人的深度焦虑。美国人没有焦虑。他们没有花时间后悔过去；他们认为一切皆有可能。给美国人一个机会，他会抓住机会，实现他的抱负。
Peter W. Schramm
Peter W. Schramm 在共产党控制的匈牙利长大。他和他的家人于 1956 年从匈牙利逃出，来到美国。
Schramm 从 1997 年到 2013 年担任俄亥俄州爱西兰大学（Ashland University）公共事务教育中心 Ashbrook Center 的执行总裁。在他的带领下，Ashbrook Center 成长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服务覆盖所有 50 个州的教师、学生和公民。 Schramm 先生经常在课堂上亲自挑战和启发的学生，务求令他们成为最好的公民。
Schramm 先生在 2015 年与世长辞。以下是Schramm 先生在 2006 年讲述的故事。
【简体中文】我们都是美国人，只是生错了地方。 （上篇）
【简体中文】我们都是美国人，只是生错了地方。 （中篇）
【简体中文】我们都是美国人，只是生错了地方。 （下篇）
落户加州
与 Moser 博士联系上后的一周内，我们就被转送到德国慕尼黑，然后乘坐飞机前往纽约市。我们在 12 月 24 日午夜前降落，也就是我十岁生日的第二天。因为飞机在纽芬兰中途降落加油，机上的孩子们都收到了圣诞礼物。我妹妹得到了一个洋娃娃，我就得到了一辆玩具军用吉普车。除了这些礼物，那个圣诞节我们还得到了自由。圣诞节早上，我们被送到美国陆军在新泽西州的基莫营（Camp Kilmer），进行入境手续。
我对美国的最初和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就是营地内的匈牙利人在抱怨分配到的食物时所发出的匈牙利语埋怨声。他们对玉米片感到异常震惊。因为在匈牙利，玉米片被认为是不适合人类食用的食物。我记得，那里有一个士兵正在擦地板，他安静地做着他的工作，而匈牙利人则以典型的匈牙利喧闹方式无视他的存在。终于，那个士兵再也忍不住了，他转身对着我们用完美的匈牙利语说：「如果你不喜欢这里，那就坐飞机回家吧。」震惊之后是一片震耳欲聋的沉默。虽然我怀疑他可能是一名情报官员，但这名士兵后来声称他在匈牙利长大。他的父母是巡回演出的音乐家，却在匈牙利死于一场车祸。无论如何，他所言甚是。这位士兵让我们感到谦卑。抱怨终于停止了 —— 或者至少减少了。能吃到玉米片，我们已经感到非常满足。
几周后，我们乘火车去了洛杉矶。在那里，我们遇到了 Moser 博士和他的家人。所谓赞助，其实意味着他们必须保证我们一家人永远不会成为美国人民的负担。他必须为我们一家人找到居所，并养活我们。父母亲很快就找到了工作。父亲在当地报社找到一份搬运重物的工作，而母亲则找到一份打扫房子的工作。不久，我们一家就买了一间沙滩小木屋，在那里住了大约一年半。其时，我的父母已经设法存下了几千美元，购买他们的第一家餐厅。我们开始走在美国梦的路上。
父亲从事餐饮业，是因为他总觉得美国人都是好人，但他们都是糟糕的厨师！他从银行贷款，以 3000 美元买下了这家位于 Pico Boulevard 的餐厅。我们全家人立刻动手。开业之前，我们更将这家餐厅改头换面。开始营业后，我和妹妹负责洗碗，双亲负责厨房和待客。我记得「白菜酿肉卷」（stuffed cabbage）是我们菜单上最受欢迎的菜肴之一。那时，我已经为父母打菜单将近两年了，直到一位常客吃这道菜 —— 菜单上最受欢迎的菜 —— 多年后终于向我指出，菜单实际上是写「垃圾酿肉卷」（stuffed garbage）。显然，英语还不是我们的母语。
由于我们到达美国时，我一句英语都不会说，因此仅根据我的数学成绩，学校将我安排在 6 年级。在学校里面，我坐在课室的最后面，而老师 —— 一个好人，我几乎可以肯定，他被称为「朋友先生」（Mr. Friend）—— 指派了一个名叫 Jeffrey 的红发雀斑男同学教我如何阅读。我会根据匈牙利语的语音来阅读这些英语词汇。 Jeffrey 会纠正我，并尝试解释这些词语的意思。而我会模仿他。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我开始明白了一些英语。我记得我不断重复说的第一句话是，「滚出去！」（Ge out of here!）这句话是我从其他一些孩子那里学回来的。我每天都会偷走他们的皮球，然后这些人就会对我这样尖叫。那一年，虽然没有任何人为我大声疾呼要求为我开设双语教育，但我成功融入了。在学年结束时，我终于取得胜利。我在一场战斗中击败了班上的恶霸 —— 他一直在殴打我，好像我是一个出气筒一样。这个孩子恰好名叫「大老粗」（Butch）。所有的孩子都为我鼓掌，而且他们还送了我一本关于棒球名将的书，每个人，包括「大老粗」，都在上面签名留念。
美国人的教育
当我们一家搬到洛杉矶影视城（Studio City）并买了一家更大的餐厅时，我已大约是高中了。 Schramm’s 匈牙利餐厅就在许多电影制片厂的对面，所以我们也招待了许多演员。我没有去离我家只有几个街区的北好莱坞高中，而是去了好莱坞高中。原因并非电影业的诱惑，而是 ROTC 计划（预备军官训练团计划）。好莱坞高中有一个 ROTC 计划，而北好莱坞却没有。但讽刺的是，我在 ROTC 的最后一个学期，因为另一个匈牙利学生的关系而被缩短了。他刚从另一所高中转校过来，而我们是同一级别的军官。他决心成为营长，所以我们就头衔发生了争执。过了不久，我觉得这种斗争非常荒谬，我觉得十分烦厌。于是我放弃了 ROTC 并参加了国际关系课程。这个课程本身和 ROTC 的课堂时间相同，所以我原来没有机会参加。我喜欢这节课；教授这个课程的老师比其他老师都认真得多。
除了我在 ROTC 的经验，我只记得高中的另一堂比较重要的课。我有一堂英语课，是由一个可怜的独身女人教的。她十分严谨，所以没有人喜欢她。我们这些不怀好意的学生（我的意思是男孩子，因为女孩子的性格通常比较温和），总是在背后嘲笑这个女人。但在课堂上，我们都表现得非常有规矩，因为我们知道她是一位严肃的老师，也是她所教科目的狂热分子。我们上课都非常留心。她的存在不容许我们有丝毫的鬼主意。
当课程快结束，我们读完《凯撒大帝》和《哈姆雷特》后，她告诉我们必须背诵 40 行的莎士比亚，并在课堂上读出。我选择了 —— 也许是难以想像的 —— 哈姆雷特开头的那句名台词：「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Whether ’tis nobler in the mind to suffer/The slings and arrows of outrageous fortune,/Or to take arms against a sea of troubles,/And by opposing, end them. To die, to sleep—.」不管我朗诵得有没有张力，我花了很多天的时间来掌握这些台词。记忆的过程十分困难，但当我可以大声朗读时 —— 我的耳朵终于真正听到词汇、韵律和节奏 —— 当无知的妖魔渐渐远去，那个时刻多么美妙。我终于明白我在读什么，我在听什么。我不是说我明白了这些抽象的深意，而是我终于明白，这些不是狂妄的话语。它们很美，它们有意义，而且，我理解它们。我大约 17 岁，通过学习莎士比亚，我知道我终于懂了英语。虽然我仍然会用匈牙利语和英语思考，但我开始用英语做梦。莎士比亚本身对我来说确是一个奇妙的发现。
但是，我在学校里有没有学到关于这个伟大国家的任何知识？即使在 1960 年代初（「政治正确」还未如此流行之前），非常可惜的是，关于美国的研究不甚严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存在很多谬误。虽然我很早就对于历史感到兴趣，但奇怪的是，我对美国历史不很感到兴趣。因为美国历史看似不甚有趣。此外，令我惊讶的是，虽然与我自己的倾向和看法相反，但我了解到美国其实是一个非常虚伪的地方。一位历史教授告诉我，如果我想了解林肯，我只需要知道他是个种族主义者就足够了。他还说，关于林肯的任何其他事情，我都不需要知道。于是，我将目光投向了研究欧洲历史，因为欧洲历史充斥着暴君的故事，而且不受虚伪的学说影响。
我着眼于研究欧洲历史，我会埋头苦干研究欧洲历史。我一直都是一个贪婪的读者。我不断增长的藏书一直以来都是我父亲感到恼怒的根源，而今天，变成了我妻子的一个烦恼。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累积书籍。我一直在为父母打工赚钱，但我不会把钱花在汽车或衣服上，而是买书。拥有和阅读自己的书对我来说有特别的意义。我从不喜欢使用图书馆。我一直认为，有些东西不应该分享，这也许是年轻时我对共产主义政治宣传的一个自然反感吧。至少，有些东西我不喜欢和任何人分享。我喜欢闻书、抚摸书、保留书本，将书本放回书架上，有时只是随便打开书本，然后就开始阅读。我幻想着这些书成了我的朋友，我就是舍不得和他们分开。我阅读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自己，因为我喜欢它。我不认为学习是一种职业或工作。我没有考虑过读大学，甚至没有尝试去理解过大学是什么一回事。
1964 年我从好莱坞高中毕业时，我是班上 740 名学生中的一员。因为校园里没有可以容纳这么多人的设施，所以我们在好莱坞露天剧场（Hollywood Bowl）举行毕业仪式。我不知道大学是什么一回事，但我认识的很多朋友都会去大学，而且我的成绩足以进入圣费尔南多谷州立学院（现在的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Northridge）。我可以上学并继续为我的父母工作，所以我报名入学了。当我开始上大学时，我只上了我觉得有趣的课程。我没有什么计划或专业，但最终我发现，我必须选择一个。所以我选择了政治学。
我上了很多 Noonan 教授的政治学课程。他是一名普通的自由主义者，但他看起来十分聪明，我很喜欢他的课。他教授所有与欧洲政治有关的课程。有一天，我坐在他的课堂最后虎面，他正在谈论到法国政治，班上的一位女同学（她恰好是一名以色列人）提出了一个提到上帝的问题。 Noonan 一愣，冷冷的回答道：「信神的人，都该滚出我的教室。」那个同学无语了。我也感到震惊。我不太知道我该做什么。他是认真的吗？最后，只有我和那个女同学离开了房间。她泪流满面。我受不了。于是我将我的的专业改为历史。
这些年来，一部分是出于我的经验，一部分是出于真正的好奇心，我一直对美国政治保持着兴趣。我积极参与共和党政治。 1964 年，我为贝利・高华德（Barry Goldwater）助选总统大位。共和党的反共立场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我和我的家人。我们不认为民主党人完全理解到敌人。但显然，除此之外，我的政治思想仍然很幼稚。由于我在年轻共和党人中非常积极，我参加了一些名为 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 的研讨会。他们为来自全国各地大学的学生提供了与一些领先的保守派教授会面和学习的机会。 1965 年，在其中一个夏季研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 Harry V. Jaffa。他正在教一门关于莎士比亚的课，而 Martin Diamond 则教授一门关于《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的课。大约在同一时间，我看到了《校际评论》杂志的第一版和当时刚开始创立的《国家评论》杂志。同样，我接触到了来自克莱蒙研究大学（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的学生和老师，他们是我有幸见到的最严肃的人之一。其中之一就是Bill Allen。我在 1966 年夏天的一次 ISI 研讨会上认识了他，我们成为了朋友。我们都致力于让朗奴・列根（Ronald Reagan）当选加州州长。我开始觉得，在许多方面，像克莱蒙研究大学的学生那样思考政治更有趣而且更重要，而不是像我以前那样积极参与政治。我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做到这一点。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正式加入克莱蒙研究大学。我认为他们在外面所做的事情是如此重要而且如此崇高，以至于它在很多方面都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
但是，我却花了很多时间在克莱蒙闲逛，尽管我仍然在北岭就读。你必须明白 —— 我不知道研究院是什么，我什至不了解大学毕业的概念。我只是喜欢阅读、学习和与做同样事情的人交谈。我是一个没有计划的自由人。
同时，1960 年代如火如荼。我父亲和我对某些事情有明确的看法 —— 特别是当这些事情与自由对抗暴政、美国对抗共产党，以及越南战争是否必要有关时。我们都赞成战争。反战示威活动使我们感到愤怒。尤其是那些口号，实在令人反感。不管他们说什么，当左翼团体聚在一起高呼时，听起来总是像「Sieg Heil！」（纳粹胜利万岁！）。我记得当他们开始用「k」字拼写 America 时，我特别生气，弄得美国好像是一个法西斯国家一样。我清楚地记得，我的父母真的认为这个国家正在分崩离析。尤其是我的父亲，认为美国人正在越南打的战争不够聪明，更缺乏气概 —— 他们只是在小打小闹，而不是像他们想要打赢仗的那样打。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应该不会被征兵，但我还是加入了国民警卫队。学校里发生了暴力和示威，甚至发生了爆炸事件。尽管如此，有我们这种背景的人很难失去幽默感。我记得有一次，我父亲和我在看电视新闻时，一名美国飞行员在做了一件我父亲认为特别愚蠢的事情后被击落。他坚信，如果美国人输掉了战争，那将是因为美国用来打击暴君的锤子太软了。我们继续看着新闻，当我父亲正在侮辱所有一生下来就是美国公民缺乏男子气概和智慧时，记者开始采访这位飞行员。记者问这位飞行员，他是如何陷入这种境地的。当他摘下头盔开始讲话时，尽管我可能冒犯了我的父亲，但我忍不住大笑……飞行员说话时带着最浓重的匈牙利口音！那是我父亲最后一次侮辱美国人的男子气概和智慧！
丑陋的欧洲人
1968 年（就读大学四年后，理论上我应该已经毕业），我决定去德国学习德语。原因？我只是觉得这会非常有趣。你可要知道，我是一个没有计划的自由人。
我住在慕尼黑。这是我十岁离开欧洲后的第一次欧洲之旅。虽然我去欧洲的原因是为了学习德语，但我继续留在欧洲的原因是为了了解欧洲人、他们的习惯和生活方式、以及他们丰富的历史。最后，我了解到欧洲人如何看待美国，因此也更明白我为什么爱美国人。但最重要的是，我变得更加理解欧洲人，更明白为什么我不再是一个欧洲人。
我当时学到的东西，放在现在的环境仍然是准确的。并有助我们解释最近在伊拉克问题上的一些分歧，以及美国外交政策的总体情况。例如，法国人想要打破美国在世界上的权力垄断，本身具有地缘政治原因。但这里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在起作用 —— 某些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智慧和道德习惯。正如我在 1968 年访问欧洲时第一次观察到的那样，许多欧洲人认同美国的权力和财富，但蔑视（他们所认为的）美国的无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变成怨恨，而这种怨恨是由欧洲大陆哲学的深渊所滋养的，而这是美国人不认同的世界观。在我看来，这似乎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德国是艰难而孤独的一年。我 22 岁时，进入了慕尼黑大学学习以提高我的德语水平，并参加了一些哲学研讨会。我来到德国时，口袋里只有大约 75 美元，所以我需要一份工作。我托我唯一的朋友获得了一份工作。他的名字叫Tibor Tollas，是一名匈牙利流亡诗人。他在洛杉矶时总是在我们的餐厅吃饭，所以他一早是我们一家人的朋友。 Tibor 每只手只有两只手指。纳粹份子砍掉了他左手上的三只手指。因为他的政见，共产党人砍掉了他右手的其余三只，还辩称是为了使他的手显得更加对称。 Tollas 先生收留了我，所以我才可以继续在德国研究。
他为我找到的工作异常艰苦。我每周工作 6 天，每天工作 12 小时，时薪只有 75 美分。但这个报酬却足够支付我房间的租金（每天 2 美元）。我在慕尼黑的市场从货车上卸下香蕉，我更可以免费吃饭。香蕉是免费的，要喝汽水或啤酒的话，店主只收取 15 美分。
当然，这是非法打工。他们称之为黑工；这是不公开的，我得到现金报酬。我被聘请只是因为我没有告诉他们我是一名美国学生；如果他们知道，他们永远也不会雇用我。我告诉他们我是一个匈牙利难民，所以他们愿意提供帮助。我的同事都是流浪汉，德国流浪汉（我们现在称他们为无家可归者）。虽然他们闻起来很臭，喝很多酒，睡在公园的长椅上，但我还是喜欢他们。当我终于弄清楚工作时他们在哼什么歌时，我变得特别喜欢他们。他们一边唱着美国歌曲，一些老歌，比如 The Yellow Rose of Texas。
和他们一起工作了几个星期后，我们混熟了。我问他们为什么会唱美国的歌。原来他们是二战的士兵，是第一批被美国人俘虏的德国人。他们被送往德克萨斯州的一个战俘营。他们在德克萨斯州度过了整个战争，他们学习英语，而且喜欢我们的歌曲。而且因为这是一个美国战俘营，他们能够离开营地，在城里找到工作，结识真正的美国人。他们四个都说这是他们一生中最好的经历。他们说，他们爱美国人。
我想知道他们喜欢美国人的什么。他们认为美国人直接和诚实。他们看着你的眼睛，告诉你他们的想法。美国人笑很多，经常大声笑。他们的人生观并不悲惨，没有欧洲人的深度焦虑。美国人没有焦虑。他们没有花时间后悔过去；他们认为一切皆有可能。给美国人一个机会，他会抓住机会，实现他的抱负。我的德国朋友称之为「真实的自由」。这些美国人过着自由人应该过的生活。他们谦虚，从不霸道，毫不吝啬，而且非常慷慨。尽管这些人是与美国交战国家的士兵，但美国人从未说过他们讨厌德国人。他们说：「然而美国人确实一直在问我们，我们为什么会找到希特拉成为我们的领导者。这让我们开始思考。」
他们说，美国的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年轻。他们有一种活泼，一种睁大眼睛的青春，仿佛他们从未经历过失望和失败，更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会经历过。他们精力十足，充满活力。他们认为人们应该有机会表现出色。这些美国人在世界各地漫游，好像没有人试图阻碍他们的进步、他们的野心和他们在世界上的道路。德国人说，美国的孩子很成熟，就好像这些孩子和他们一样的成熟。
我用结结巴巴的德语谈论了这些问题。过了一会儿，我觉得，在道德上我不得不告诉他们我真正的身份：我是美国人，而且我会说英语。他们欢呼不绝！他们很高兴，并说他们的英语比我的德语好得多了。于是，我们继续用英语交谈。
多年来，我在其他的旅途中，增加了我对美国人的认识。尽管没有人可以否认我那些无家可归的朋友所理解的美国性格，但他们在这种观点中加入了一些自己的见解。曾经的美德现在变成了恶习。我遇到的许多法国人认为，美国人贪钱，他们感兴趣的只是赚钱。美国充满了无尽的商业喧嚣。所以美国人工作太辛苦，不懂休闲。美国人的文化很少，他们的举止不堪入目。美国人不够成熟，没有学识。美国人对自己的历史知之甚少，对别人的历史更是一无所知。美国人从来没有受过苦，所以他们缺乏深度。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人没有什么伟大的文学作品，也不像欧洲人那样热爱博物馆。
我记得有一个人想我说，他不能理解这些不同背景、不同肤色的人如何像普通公民一样一起生活；他想知道原因。他最终判断，这是不可能的。他从来不理解美国存在的原因、想法、「电线」（正如林肯所说的那样），这正是美国爱国主义的真正基础。他认为美国分崩离析是必然的，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他认为，没有同胞的概念，没有共同历史，这将是美国崩溃的原因。
后来，我终于明白到，将所有关于美国的批评结合在一起的话，归根究底就是怨恨和嫉妒。美国十分强大，而美国人自认比其他人特别。我们声称要建立一个 Novus Ordo Seclorum（美国国徽上的格言：时代新秩序），就好像我们已经重塑了世界。我们嘲笑旧大陆古老又疲惫。而我们就像孩子一样，无法欣赏父母的清醒和有教养的方式。这些欧洲父母嫉妒他们精力充沛、雄心勃勃的孩子。这个孩子变得太强大、太富有、太有野心了。孩子越有能力和愿意帮助父母，父母就越怨恨。然而，父母们却不得不承认，在这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身上，他们的活泼和直截了当的作风，有一些特别有趣和吸引人的东西。他们觉得，这些年轻人必须受到控制。
多年来，我开始看到这种欧洲思维方式的哲学基础，以及他们为什么不喜欢我们美国人的那一套。欧洲人试图证明，所有哲学问题和人类生活都可以归结为深刻的 Grundproblemen（基本问题），然后归结为虚无主义的绝望。因为在完全启蒙的过程中，欧洲人摆脱了对善与恶、对与错的所有幻想。但我们美国人不认为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感受不到绝望。我们这些头脑简单却实际的美国人，怎么能理解人类的深度呢？我们美国人坚持守护自由与正义、勇气与节制。因此，我们美国人不能像对待自己那样认真对待欧洲人。我们美国人认为他们欧洲人的老练是虚伪的；他们是整天坐在咖啡馆里拉家常。除了获得权力、古拉格（劳改营）、和集中营外，他们无处可去。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平等和自由具有伦理和政治含义；我们愿意为使人自由而战。我们美国人仍然是笑得太大声的乐观主义者，我们仍然和马克吐温一样认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抵挡笑声的冲击。
我和德国人和东欧人相处了很多时间，头四个月左右，没有和一个美国人说话。到了初春，我变得非常想家。看看「乡愁」（homesickness）这个词，这是离家出走带来的疾病。我再说一遍，这是一种疾病。我以前从未病得这么重。身体上感觉像晕船。我的头病了，整个心都软了。我并非思念美丽的南加海岸线，也并非想念大车或汉堡包。我想念美国人，想念我喜欢的人和某种品质的人。我想念我的同胞 —— 美国人。
在疾病初发时，我几乎本能地开始寻找美国人。但我找不到。随着病情的发展，我开始有意识地寻找美国人。我去了（我认为）他们可能去的地方。唉，没有美国人。我坚持下来。我继续找。但什么都没找到。事情变得如此糟糕，以至于我无法入睡。我会在半夜醒来，睁大眼睛，在城市里徘徊。什么都没有。我养成了半夜去市中心火车站的习惯（这是少数几个通宵营业的地方之一）。我会坐下来喝咖啡，和在那里的任何人交谈；他们大多数是性格有问题的德国人，他们喝太多啤酒了。有时我们会谈论美国；但没有一个美国人。
一天晚上 —— 很晚了，应该是凌晨 3 点，我从车站回家，拐了个弯，惊呆了。有一个人走在我面前，朝着我要去的方向走去。街上没有其他人。我在他的背上凝视了一秒钟，再过一秒钟，我就跑向那个人，因为我意识到 —— 在一种洞察力中 —— 这是一个走着路的美国人。我突然停在他的左边，喘着粗气，脱口而出，「拜托，我是一个美国人，我需要和你谈谈。拜托。你介意我陪你走一会儿吗？」不用说，这个男人很惊讶，但他很快就恢复了镇定，大度允许我和他一起走路、交谈。谈话不是关于什么奥秘，也不是最新的政治新闻，不是镀金但不会飞的蝴蝶，也不是美国壮丽的故事。不，这是关于他的家乡圣路易斯，红雀棒球队，以及为什么国家联盟（National League）比美国联盟（American League）优胜（作为纽约洋基队的球迷，我对此提出异议）。这是关于小事的谈话。但这已经足够了，随着谈话的每一步，每一句话，我赶到疾病离开了我的灵魂，我开始恢复健康。哦，多么美妙啊，痊愈了！我想把帽子挂在新月上！一个小时后，我们分别了；他以他自己的方式给了我一份礼物。我又完整了。当时我非常开心。
第二天（白天），我走在街上，注意到三个男人走在我前面几码处（他们碰巧是黑人），所以我三步拼作两步准备向他们打招呼，期待着他们的问候时，我听到他们用匈牙利语交谈！我很震惊，但也决定与他们交谈（起初是用德语，因为他们不会说英语），才发现他们来自非洲加纳，在布达佩斯学习法律（真是太神奇了！），并在慕尼黑旅游。顺便说一句，他们的匈牙利语说得完美无瑕。所以我们分别了，当他们继续走的时候，我看着他们从后面离去。我意识到他们不可能是美国人，我在想为什么我没有发现？他们走路的姿态，仿佛他们的家不再在城市里，更不在这个世界上，仿佛天空随时会跌落在他们身上，仿佛头顶有团雷云，而不是耀眼的太阳，仿佛他们害怕令众神不悦。
从那以后，每当我感到一丝病痛要攫取我的灵魂时，我就会冒险进入人群中，睁大眼睛寻找那些站得高、走路有目的、无所畏惧、甚至有一种诙谐的人。即使我不与他们交谈，只要知道他们在附近就足够了，并且在必要时，我可以与他们交谈，感到好像回到美国一样。
然而，在我真正回去美国之前，我觉得有必要至少尝试去匈牙利，拜访我年迈的祖母。我的诗人朋友 Tibor Tollas 有一张去布达佩斯的东方快车单程票，他把票让给了我。当然，取得车票之外，我其实没有考虑这个计划可以如何实施。像往常一样，我几乎没有钱。但没关系，这是一张单程票，我没有回来的计划。这是1968年！俄罗斯的共产党人正在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美国人（尤其是前匈牙利裔美国人）和东欧共产主义的官僚之间没有失去情感。当然，我有护照，但我对获得访问共产主义国家的签证的必要或程序一无所知。所以我就拿着我的票上了火车，然后就走了。
当然，这列火车非常华丽。只要能坐上它，我所经历的一切几乎是值得的。但不可避免地，当我发现我没有合适的文件继续进行旅程时，我被赶下了火车。东方快车在匈牙利边境前约十哩处意外停靠，只是为了让我下车！他们解释说，火车一进入匈牙利，我就会被逮捕，因为我没有签证。我发现自己在一些玉米农地中间，于是开始徒步。我找了一辆车带我去边境，在那里我就可以获得签证。他收了我大约 50 美元。我还剩大约 20 元。走进匈牙利边境站，我现在已经完全美国化的心灵感到十分震惊。那里有警卫塔，所有的匈牙利士兵都拿着机关枪。他们很不愉快。当我说我只是想去看望我的祖母时，他们不相信我。他们剥光了我的衣服，检查了我的东西，问了很多关于我学习什么以及和谁一起学习的问题。当然，他们也不相信我到慕尼黑只是为了学德语。他们认为，这是一场更大的诡计。几个小时后，我准备重新开始我的旅程。问题是我无法到我的故乡 Gyor ：没有公车，没有出租车，没有火车。我想了一会儿，当我意识到我必须走二十哩左右时，我发现一对夫妇，上了他们的车，车上挂着加拿大车牌。他们正要开车去布达佩斯。我解释了我的困境，而 Gyor 正在他们的旅程中途，于是我搭便车。我在傍晚时分到 Gyor，在镇中心下车。我能够找到去我祖母家的路线，然后走了几个街区。当我走近那栋楼时，我想起了它，走进去，找到她的公寓，敲了敲门。我应该提一下，我的祖母不知道我会来。她打开门，差点昏了过去。醒过来后，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此时我当然不是处于最佳状态！）并说：「哦，我的主，您已成为一个美国绅士。」祖母在绅士方面的理解可能不太对 —— 至少在那个时候不是这样 —— 但她对最重要一点的看法是正确的。我变成了一个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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